王圆箓王道士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说到敦煌藏经洞却是家喻户晓。王道士正是发现藏经洞，并在自己余生的日子里守护藏经洞的那个人。事实上，藏经洞的真正发现者是王圆箓雇的一个抄经人，这个抄经人姓杨，每天的工作便是坐在能遮风避雨的洞窟内门口抄写经书。一日，老杨的女神来莫高窟游耍，老杨一时兴起玩壁咚，一只手就推进了藏经洞，他也顺势实现了一亲芳泽的夙愿。这是我浪漫的想象。实际的情况时这样的。老杨喜抽旱烟，点烟用的是西北特有的耐旱植物芨芨草（这种植物还广泛用于做扫把，编制席子和各种筐，功用相近于南方的竹子），每次点完烟他就把芨芨草插到墙缝里，有一次竟没入很深，老杨用烟锅头敲打墙壁，发出空洞的回响，他将此事汇报王圆箓。王圆箓拆了那道尘封近千年的土墙，便见斗室之内三面墙壁满满当当摆着一人多高的经卷和绢画，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圆箓是个苦命人，他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无奈外出逃荒，先是流落酒泉，在巡防中当兵，退役后在当地出家做了道士，大约1892年左右，他来到了莫高窟，此时他已过40岁。本是来云游的他，见到莫高窟无人管护，一片荒凉，于是自愿担当起了守护莫高窟的重任，也算为自己加持功德。没有经费，也没有人给他发工资。此时的莫高窟已是破败不堪，1524年明朝闭锁嘉峪关，将关西的平民迁于馆内，放弃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嘉峪关以外的土地，敦煌荒芜近200年，直至清朝开关并收复开发新疆，但也没人顾得上经营莫高窟，毕竟在他们眼里这里有的只是一些破洞烂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道士来到了这里，发愿要守护神圣宝窟。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来雇人清理洞中积沙，仅清理藏经洞外的这个窟就用了近两年时间。
发现藏经洞后，王圆箓似乎也能感觉到他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他徒步20多公里（作为莫高窟的管理人员，他连头毛驴都没有），去县城找了敦煌县令严泽，送给县令两卷藏经洞的经文，想要引起县令重视，可这位严县令对他送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把它们当做发黄的废纸，如果换成银票的话县老爷的态度绝逼不同。1902年，敦煌新知县汪宗翰上任，汪是一名进士，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王圆箓向汪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并赠送汪若干经卷和绢画，汪宗翰将部分经卷和绢画转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建议甘肃省藩台将敦煌经卷上调兰州保管，藩台以没有经费为由没了下文。叶昌炽和汪宗翰也没有再奔走解决，最后只下令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当然了，保管费也是没有的。王圆箓还不死心，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租来毛驴奔赴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到达酒泉，找到了他以前的上司，现在已经官任道台的廷栋，廷栋大人翻了几卷经书后得出最后结论：这上面的字还不如我写的好。就打发王圆箓回去了。
之后，勃奥鲁切夫来了、斯坦因来了、伯希和来了、橘瑞超来了……起初，王圆箓是拒绝的。可他们付出了极大的耐心，特别是斯坦因，等了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几个月，苦口婆心相劝，步步为营欺骗，还用金钱诱惑，当他知道王圆箓是唐玄奘的死忠粉后，又说自己是从玄奘故乡来的，现在只是把玄奘取回来的经再送回去。王圆箓有个宏愿就是维修莫高窟，还要再修起一座庙，而这都是需要钱的，将唐僧取回来的经还给唐僧的后人，还能换来维修寺庙的钱，这么做应该也不算过分，况且要怎么办呢？官府既不给钱，也不管这里，而他募捐来的钱根本就远远不够修庙的，按这样的速度，他这辈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王道士善良胆小而又犹豫不决，与斯坦因交易期间几次变卦。不断叮嘱斯坦因千万不能把此事泄露出去。斯坦因也算信守承诺，伯希和来的时候似乎不知道这事，王道士才放心的让伯希和挑选藏经洞中的物品，并再做交易。
在散文作品《道士塔》中，余秋雨把王道士形容成一个愚昧不堪，贪图钱财的小人，说他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罪人。我觉得愚昧不假，贪财却不算属实。他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求爷爷告奶奶化缘得来的钱财基本都用到了修庙礼佛上。连斯坦因都说：“从他和他的两个道童的生活情形，以及蒋师爷在敦煌听说的关于他的种种事情来看，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肯定，他几乎很少为自己个人及其私事着想。”他只是不清楚这些经卷的巨大意义，父母官和老上司的表现，也让他怀疑这些东西的价值。他在没有任何经费和薪水的情况下，独自苦心经营莫高窟已属不易，我们不能苛求他还要完整保护被官府认为的“破烂”，这些工作本应是由国家来做、由政府来做，一是政府有这个义务，二是王圆箓个人没有这个能力。王圆箓多方奔走后，甚至还给慈禧写了一封密信，可想而知，泥牛入海，他做的已经够多够多了。斯坦因还是汪宗翰家的座上宾，想必他们也曾聊起藏经洞，汪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饭店举办了敦煌写本展览，终于引起了金石学家，时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等人主意，他们多方做工作，清政府学部才致电陕甘总督，严密保管千佛洞书籍，勿令外人购买。
1910年，清政府学部委托新疆巡抚何秋辇将藏经洞中所余写本运往北京，他们只是用草席毛毡简单包裹，一路遗失颇多，到北京仅余8000多件，何秋辇竟然把写本拉回自己的家，他的宝贝儿子伙同李盛铎、刘廷琛等人窃取了其中许多精品，剩下的才交给京师图书馆收藏。这些达官贵人的罪过，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大？
王道士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附近群众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出售藏经洞写经的事，他们纷纷上门来谴责王道士，王道士惶惶不可终日。富有讽刺意味的事，他们谩骂王道士并非因为他出售伏藏经卷，于佛不敬，致宝物外传他国，而是听说他卖了十万两银子，要找他分钱，可怜的王道士总共才卖了1000两银子不到，而且都用在了修葺庙子上，去哪找那么多钱。视名声为生命的王道士恐惧、自责、懊悔，以致到最后神经错乱，终于跌跌撞撞走完自己凄凉的人生旅程，去世时约80岁，时为1931年。他的徒弟建起一座圆寂塔，将他的法体存放其中。这座塔就在莫高窟大门外，因为年代较近，保存相当完好。下次到敦煌，你可以去看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