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少年
10. 师父
姚远很快就适应了初中的集体生活。
说“适应”，其实也没什么难以割舍的。在家里粗糙的苞谷面，换成白白的大米饭，是好的；土坯窝棚，换成砖瓦结构的宿舍，更是好的；最让他开心的，是不用每天天不亮就翻山越岭，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
唯一让他夜里辗转难眠的，是那些静到能听见风声的时刻。那时，家里的煤油灯会在脑海里亮起，父亲批改作业时挺直的脊背，母亲在昏暗窝棚里磨豆腐的吱呀声，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撞得他心口发酸。
但这些酸楚，他都藏得极好，从不肯在人前露半分。
每天清晨，他都是宿舍里第一个起身的。天还没亮，东方只泛起一丝鱼肚白，他就端着饭盒，悄悄溜去食堂淘米。水槽上的水龙头一拧，冰凉的水就“哗哗”倾泻而下，他每次都只拧到最小，让水成一条细细的线慢慢流，像是怕浪费了一滴水似的。淘好米，添上适量的水，把饭盒稳稳放进蒸笼里，再快步回宿舍，等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蒸饭的时候，他把米抓一小把米，放回米袋里。不多，就小小的一撮。一开始，阿依木嘎撞见了这个动作，疑惑地问：“你攒这点米干啥？”姚远只是低头淘米，轻声说：“攒着，总有用。”阿依木嘎没再追问，只是默默看着。
没过多久，阿依木嘎也开始攒米了。再后来，沉默寡言的吉克曲布也加入了。三个人每人攒一小把，日积月累，一个星期下来，竟能攒出满满一大捧，够蒸一顿饭了。
食堂的菜是免费的，每顿固定两个菜，一荤一素。说是荤菜，其实不过是几片肥瘦相间的肉，混在大量的土豆片或南瓜里，得翻半天才能找出一片肉星子。但姚远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每个星期三晚餐，都有胖师傅——冉老师亲手烧的坨子肉。
打菜时，他从不挑肥拣瘦，冉老师舀什么，他就接什么。冉老师认得他这个跃进村小来的学生，每次给他打菜，勺子都会在菜盆底多划两下，特意多捞几片肉上来。姚远看在眼里，心里暖暖的，想说声谢谢，可每次都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挤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同学们大多从家里带来耐放的咸菜——自家腌的酸菜、泡菜，或是豆豉、苞谷馇，装在玻璃瓶里，小心塞在木头箱子的角落，省着吃，能撑整整一个星期。
姚远带了一瓶酸菜，是母亲亲手腌的。用的是院里种的新鲜青菜，洗净晾干后，一层青菜一层盐码进陶坛，再撒上辣椒面，压上一块干净的石头，闷上半个月才开封。酸菜切得碎碎的，用滚烫的菜籽油一炒，油汪汪、香喷喷的，装在玻璃瓶里，盖子拧得死死的，一点气味都不漏。
阿依木嘎带的是豆豉，黑黝黝的一坨，咸得发苦，但越嚼越香。吉克曲布的泡菜更绝，是脆生生的萝卜条，混着鲜红的辣椒，酸酸辣辣的，光是看着就开胃。
三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共享咸菜。计划排得明明白白：先吃姚远的酸菜，再吃阿依木嘎的豆豉，最后吃吉克曲布的泡菜。他们算得清楚：酸菜最能下饭，豆豉最耐放不坏，泡菜最开胃解腻，这个安排，谁都觉得合理。
第一个星期，计划执行得完美无缺。每到饭点，三个人就凑在宿舍，咸菜放在箱子上面，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吃得很香。三瓶菜，刚好撑到星期六回家。
可第二个星期，意外发生了。
那天中午，大家正在吃饭，突然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扭头一看，是宿舍的王健，拿菜瓶时手一滑，玻璃瓶“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里面的酸菜混着泥水，再也不能吃了。
王健蹲在地上，愣愣地看着那摊碎玻璃和酸菜，嘴唇动了又动，却没说出一句话，眼眶慢慢红了。那瓶酸菜碎了，就意味着他接下来几天只能白米饭就免费菜。
姚远立刻站起来，快步走过去，蹲下身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捡了，碎玻璃扎手，快过来，我们一起吃。”
王健愣了愣，看着姚远，又看了看自己空空的手，声音沙哑：“你们就三瓶菜，四个人吃，不够的……”
“够吃。”姚远语气坚定，回头看了一眼阿依木嘎和吉克曲布。阿依木嘎立刻点了点头，吉克曲布也默默点头，把菜瓶往中间挪了挪。
于是，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三瓶菜，要供四个人吃。
日子一天天过，姚远渐渐发现，有些温暖，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
星期四上午第一节课，是音乐课。
姚远从来没上过真正的音乐课。在跃进村小，所谓的“音乐”，就是校长用铁锤敲钢板的“当当当”声，或是自习课上大家扯着嗓子喊的山歌，那些被叫做“音乐”的课时，最后都变成了写数学题的时间。
上课铃清脆地响起，走进教室的，不是想象中的音乐老师，而是班主任沈文彬。
“沈老师怎么来了？是要上语文课吗？”有人小声嘀咕。
“第一节音乐课就被占了。”另一个同学说。
沈老师走上讲台，把一本课本放在桌上，却没有翻开。他抬眼缓缓扫过全班，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声音平静清晰：“今天这节音乐课，我来代。我们来学一首歌。”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娟秀却有力的字：《夫妻双双把家还》。
“这是黄梅戏。”他说，“你们可能没听过，但没关系，跟着我学，很快就会了。”
他清了清嗓子，没有风琴伴奏，就是清唱。他的声音不高，却格外清亮，像是从胸腔深处缓缓升上来，在狭小的教室里回荡，撞到墙壁上，又轻轻弹回来，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
姚远坐在座位上，听得有些发怔。他张了张嘴，想跟着哼一句，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只能愣愣地看着黑板上的歌词，认得每一个字，却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变成曲调。
沈老师唱完第一段，停下脚步，目光温和地看着台下的学生：“你们跟着我唱，一句一句来，不用怕跑调。”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教室里顿时响起稀稀拉拉的声音，有的同学跑了调，有的慢了半拍，有的胆小，嘴唇动了半天，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姚远深吸一口气，跟着小声哼了一句，发出的声音含混又难听，连他自己听了都忍不住想笑。
但沈老师没有丝毫笑意，他站在讲台前，一句一句地带唱，一遍一遍地重复，耐心得不像样子。
唱到第三遍的时候，姚远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能跟上调子了。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有一股温热的气流从嗓子里涌出来，不是说话，不是喊叫，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旋律，轻飘飘的，暖洋洋的，像冬日里晒在身上的阳光，驱散了所有的寒意和拘谨。
“你们学得很快。”沈老师淡淡开口，语气依旧平淡，但嘴角悄悄往上翘了一点，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下课后，姚远走出教室，嘴里还在不停哼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哼着哼着，他突然想起开学班会上，沈老师说过的那句“要是管不住自己，就请你们唱《黄梅戏》”。
原来，这首歌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他忽然觉得，“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几个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懂了。那里面藏着的，是一种对安稳生活的期盼，对团圆的向往，和他此刻心里的念头不谋而合。
姚远很快就发现，沈文彬跟其他老师，真的不一样。
不是因为他的课讲得有多精彩，而是因为——他好像什么都能教。
语文课是沈老师的主业，正常授课；数学老师突然请假回老家，来代课的是沈老师；英语老师家里有急事请假，站在讲台上的还是沈老师；政治、地理、历史，只要哪个老师临时有事，顶替的永远是他。
就连体育课，他也能代。那天，沈老师穿着一双运动鞋，站在操场上，教学生做广播体操。他的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抬手，都精准到位。
高年级的学长私下里都叫他“沈万能”。
“为啥叫他万能啊？”一次课间，姚远忍不住问一个高年级的学长。
“你想啊，”学长掰着手指算，“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政治、音乐，连体育他都能教，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这不就是万能吗？”
姚远低头想了想，觉得这个外号再贴切不过。
他还发现，学校里不少老师，见到沈文彬时，都会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师父”。他悄悄打听才知道，那些叫他“师父”的老师，不是随便喊的。他们都是沈老师以前的学生，他们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学校任教，所以在他们心里，沈文彬不仅是老师，更是教导他们成长的师父。
“师父”这两个字，在姚远的心里变得格外重。重到他觉得，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担得起这个称呼。他暗暗在心里发誓：将来，我也要考上师范，成为沈老师的徒弟，也叫他一声“师父”。
除了沈文彬，还有一个人，也被大家恭敬地叫做“老师”。
那就是食堂的胖师傅。
姚远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称呼，是在一次打菜时。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端着饭盒走到胖师傅面前，笑着说：“冉老师，今天的土豆片炒得真香，比上次还好吃。”胖师傅脸上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姚远心里疑惑，回去问高年级学长：“冉老师不是食堂的厨师吗？为什么叫他老师？”
学长看了他一眼，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他以前就是老师，是正式老师。”
“那他怎么来食堂做饭了？是犯了什么错吗？”姚远追问。
学长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星期六下午，姚远揣着满心的疑惑，踏上了回家的山路。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夕阳把大山染成了金红色。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木柴应声裂开，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姚远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淡淡说了一句：“回来了？”
“嗯。”姚远放下书包，走到父亲身边，帮着捡起劈好的木柴。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父亲继续挥着斧头，声音平静。
“还好。”姚远的回答也很简单。他知道，父亲的“怎么样”，包含了吃、住、学所有的事，而他的“还好”，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汇报。
晚饭很简单，一碗大米饭，一碟炒青菜，还有母亲腌的酸菜。吃过饭，姚远像往常一样，坐在桌边，看父亲批改学生作业。
还是那盏熟悉的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灯罩里轻轻晃动，投下昏黄的光。父亲的字还是那样一笔一划，刚劲有力，像田里整齐排列的秧苗，每一个笔画都落得稳、写得正。
姚远看着父亲的侧脸，突然想起了食堂的胖师傅，想起了学长说的话，忍不住开口问：“爸，你认识食堂的冉老师吗？以前是老师，后来来食堂做饭了。”
父亲手里的红笔顿了一下，没有抬头，声音平淡：“哪个冉老师？”
“冉建明，食堂的胖师傅。”姚远补充道。
父亲的笔停了下来，放在作业本上。他靠在椅背上，抬头看着煤油灯，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认识。他父亲，也是老师。当年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送到镇上的卫生院，没抢救过来，走了。”
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与自己无关的事，姚远却听得心里发紧。
“那时候，冉建明刚高中毕业。按当时的政策，他可以顶班——就是接班，去小学当老师。”父亲又补充了一句，目光依旧落在煤油灯的火苗上。
“那他来当老师了吗？”姚远问。
“来了。”父亲点头，“教了一年村小的书。”
“后来呢？”姚远追问。
父亲沉默了片刻，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声音有些沙哑：“全县教师评优的时候，他能力很强，教学成绩也好，但他有个毛病——一紧张，说话就打结，喉咙里像堵着东西，吐不出字。所以那次评优，他没评上。”
姚远突然想起了胖师傅说话的样子。他语速总是很慢，每说一句话都要停顿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生怕说错。原来，那不是习惯，是因为说话打结的窘迫。
“后来，教育站就把他调到食堂了。编制还在，还是老师，不用上课了。”父亲的声音依旧平静，“所以大家现在还叫他冉老师，没人叫他冉师傅。”
“所以大家都尊重他，叫他老师。”姚远恍然大悟，心里却更沉了。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映在父亲的脸上，照亮了他眼角的皱纹，那些皱纹像山里的沟壑，深而复杂。姚远看着父亲，突然想起开学那天，胖师傅笑眯眯地说的那句话：“跃进村小有个优秀教师姚德柱。”
他忍不住问：“爸，你真的是优秀教师吗？胖师傅说的，是真的？”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重新拿起红笔，继续批改作业，笔尖在作业本上划过，留下鲜红的印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轻点头，声音很轻，像一阵风：“是。”
“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姚远有些不解，又带着一丝委屈。
“有什么好说的。”父亲头也不抬，语气平淡。
姚远低头看着父亲的手。那双手布满了冻疮留下的疤痕，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指甲剪得整整齐齐，却藏着岁月的痕迹。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和父亲的手，越来越像了。
“爸。”姚远轻声喊了一句。
“嗯？”
“冉老师……他后悔吗？放弃当老师，来食堂做饭。”姚远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父亲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姚远看不懂的复杂：“不知道。但他每天都笑呵呵的，从来没见过他愁眉苦脸。”
姚远想了想，确实是这样。胖师傅每次打菜都笑眯眯的，勺子舀得高高的，生怕谁吃不饱。
“你问这个干什么？”父亲问。
“没什么。”姚远摇头，“就是觉得，他应该一直当老师的。”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批改作业。煤油灯的火苗在两人之间晃动，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都瘦瘦的，像两棵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小草，顽强又坚韧。
姚远看着墙上的影子，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又开口问：“爸，当年你为什么不去顶班？”
父亲手里的笔猛地停住，笔尖在作业本上戳出一个深深的墨点。
他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姚远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父亲的声音轻轻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没人给我顶班。”
姚远愣住了，他不懂“没人顶班”是什么意思。爷爷是老师，父亲顶班，天经地义，怎么会没人顶班？但他看着父亲微微发抖的手，看着他眼底深处的落寞，终究没有再追问。
他知道，父亲心里藏着一件不能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