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宇是我的学生，今年四年级了。
坦白说，一年级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初次和他打交道，是因为指出了他行为上的不当，并要求他改正。那个小小的要求对他而言就像是摸了一下小老虎的屁股一般，让他大发雷霆。他先是哭闹，然后赖在地上不肯起来，最后拔出拳头向我挥来。虽然一年级的小朋友手上并没有太大的力气，但如此对老师没有敬畏心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很想了解他行为背后的原因，因此和他妈妈聊了聊，他的妈妈非常坦诚地和我沟通了孩子的成长历程，丝毫没有回避和袒护孩子身上的问题，并且极度诚恳地向我表达了歉意说：孩子冒犯到了老师，实在是对不起。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依然我行我素，很难融入班级，但我发现，他不是没有进步，只是成长得很缓慢，依然有很多认知和行为上的问题需要去纠正。
就这样，慢慢地和他相处到了三年级，除了偶有几次小风波，大多时候，我和他还算相安无事。直到三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下午，被鼻炎和过敏困扰了好几天的他，在一节自然课上因为一些小磨擦举起桌子上的pad砸向了小组的同伴。我相信，那一刻的他不是在作恶，而是被身体的不适和认知的偏差引导到了情绪失控的边缘，他的手落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受伤孩子的妈妈不理解，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无法预料行为的后果，这不是偏袒，又是什么？
于是，我开始走处理伤害事故的规定流程，官方躲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要求用力压实小宇的全责，小宇的父母带着比向我道歉时多几倍的诚恳，当面向受伤的孩子和父母道歉，并承诺会带小宇去做评估，若有必要，会选择用药物治疗。同在现场的我听了这话有点吃惊，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大得可怕，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壮实的孩子因为服了药吃不下一口饭，小宇的父母不可能不知道。可是碍于当时的场景，我什么都没说，不是不能，是不敢。
几天后，小宇的妈妈把诊断报告发给我，然后和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她说，医生建议用药物控制，但是考虑到小宇的情况不太严重，所以现在先减量服用。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我还是有点吃惊，我追问：“药物副作用很大，你们想好了确定要用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了略带哽咽的声音：“老师，我再也承受不了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的压力了。”我顿住了，那时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我发现，一直以来我其实并不是讨厌小宇，我虽然和他保持着距离，但是内心里，我对他生出的是一份心疼和同情。我很想对小宇的妈妈说：“该用药物控制的孩子，我见多了，小宇根本没到那个程度，他不需要就医，也不需要服药！”可是，我说不出口，来自官方和受伤孩子家长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这几句话像鱼刺般哽在我的喉咙，咽不下去，又不敢吐出来。我在心里鄙视自己，那种鄙视足以让那个软弱的我抬不起头来。
一周后，小宇开始服药，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稳定，但是每天中午，他数着饭粒吃饭，饭盒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到了保温箱里。我每天都鼓励他，哄着他让他多吃点，但皱着眉头的他看上去实在多塞不下一口饭菜。我安慰自己，可能适应了药物后就会好一些，甚至有些日子，我强迫自己不去关注他的午餐，似乎，那样就会让自己心安一点。
可是，这个学期开学之后，我绝望地发现，瘦弱的他依然无法好好吃午饭。那一刻我并没有纠结很久便做了一个决定。我向小宇的妈妈推荐了几位我非常熟悉也非常妥帖的中医，我希望做些什么，去修复因为当时自己的软弱造成的伤害。小宇很勇敢，在妈妈和医生的鼓励下，断断续续服用着中药汤剂，努力地多吃每一顿午餐。最近一次就诊，医生告诉我，他已经把控制情绪的药物停了。那一刻，心里那一块混乱的愤恨终于获得了一些小小的安慰。不是如释重负，是终于有了弥补过失的机会，但是那离心安还差得很远。
我希望自己是个勇敢的人，我希望下一次的自己有勇气在压力面前去做对的选择。有时候，伤害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在该做什么的时候选择了不做。不！我希望未来的我，不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