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节、人与房子

英国建筑学理论家希利尔在《空间是机器》一书中阐述空间句法时，解释了空间构形的本性。他认为建筑早已不单是人类最初的栖居、庇护之所，它里面其实蕴涵着一种复杂的逻辑关系，即“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这种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区别既产生物质上的分离，又产生社会上的分离，即在围合空间内只有认同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才拥有特定的权利。也就是说，建筑在社会中有了“等级”差别比如说：我是某某大院里长大的、我住在康平路某某号，这就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表示。如杜月笙住在杜公馆，黄金荣住在黄家花园与住在步高里和建业里好比吗？不好比，不在同一档次，一个是上海滩上的大亨，一个是平民百姓，这种身份和地位的差别是明摆着的。民国后经过私房改造取消了房地产的私有制走上了福利住房的道路，在计划经济年代(均贫富)上海的住宅“等级”差别缩小到10%左右，90%的老百姓住房条件基本上差不多。“等级”观念是“蚊蛤”后逐步在老百姓中产生的，这也是市场经济（打破均贫富）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我们现在开发商造的别墅是给富豪住的，高档商品房是给中产阶层住的，经济适用房是给老百姓住的，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任大炮”讲得木有错：“商品房造的是给有钱人住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轧朋友（谈恋爱）时，就听人家讲侬住了“上只角”还是“下只角”。现在是讲侬住别墅还是住公寓、是住高档商品房小区还是一般小区、如果侬是住了动迁房或者是职工安置房就相当于90年代前住了“下只角”或者棚户区。现在如果带女朋友上门，侬小区里有人赤膊、穿拖鞋、困了躺椅上乘风凉，女朋友回去跟丈母娘一讲，侬就吹脱了（不谈了）。所以现在看人的身价，侬带劳力士、带三克拉的钻戒、开大奔木有用，侬开到别墅里停好侬是小开（富二代);侬开到一般商品房小区里停好还算可以;侬如果开到动迁房或者职工安置房小区里一停侬肯定是木有花头;如果侬停了经济适用房小区里侬属于脑子进水了（按现在政策侬连住的地方也要木有了，没收)。所以讲，侬居住条件好坏直接关系到侬婚姻大事。现在小青年讲拼爹还不够，还得要拼房子、拼车子。拼出人性命来也是有的（为了女朋友只好拼命了)。

民国时期富豪都住在租界里，现在的土豪都住在安保严密的别墅和高档住宅区里，穷人住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动迁房，迪额就是“等级差别”，也就是上海人讲的“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意思。老公房的物业管理费几十块一个月，好点的商品房要几百块一个月，而别墅的物业管理费近千元一个月再加上停车费要抵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了，老百姓就算侬送给伊别墅住，伊也住不起。

住了“上只角”是要有条件的，侬豁胖（硬撑）也木有用，侬上下班要有轿车，屋里要请佣人。侬上下班骑二只轮盘的助动车，自己爬了阳台上擦窗子，天热开电风扇，天冷用取暖器（地暖、中央空调费用结棍花勿起），这叫打肿脸冲胖子是木有用的，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侬住了棚户区哪能混得到“上只角”去，侬当自家是《红与黑》里头的于连，不来赛额。闲话（话）又讲回来，现在许多暴发户坐了别墅里还是一副阿乡腔调，穿着困衣困裤在小区里散步，随地吐痰和乱扔香烟屁股头，米（钱）有了、富了，但贵不起来，所以讲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就是这个道理。侬到淮海路、长乐路，汾阳路的老洋房去看，女的像电影《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男的像里面的梁朝伟有腔调（有风度）。上海滩上的贵族（有铜钿人家)到了香港和台湾可能得到了传承，留在上海的贵族在“蚊蛤”中受到了冲击，但伊拉的后代还是保留了贵族的基因，就算在“蚊蛤”中吃家生，伊拉在马路上扫地照样卡其裤子二条筋笔挺，松紧鞋边丝涮白（一种布鞋子)，现在都成了上海滩上的贵夫人和老克勒了。伊拉做人的习惯要比贵族更胜一筹，伊拉做人：上路、拎得清、派头大、门槛精、上台面、头子活、守规矩、勿领盆（勿卖帐）。这些都是经过民国和“蚊蛤”的磨练所逐步形成的做人习惯，伊拉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程乃珊和王安忆所写上海滩的作品里。

近来我与当时的“房老虎”聚餐，伊拉对过去的弄堂生活十分留念，现在虽然有的住进了“上只角”（高档商品房），但生活中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如当初的发小不在了、麻将搭子木有了、谈山海经的朋友找不到了、有的小区连上海话也听勿到了)有一种失落感。所以讲上海人对于弄堂生活有种讲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对于上海的老人来讲“上只角”、“下只角”已不重要，住宅的等级观念是年轻人扎台型的事，生活在“过去”才最有味道。早上几个发小一起吃早茶嘎讪胡，下午找邻居打几圈小（卫生）麻将，夜里跟朋友吃几口小老酒，这才叫做人了。人老的一种表现就是怀旧和寻根，上海弄堂就是上海人的根。海深回流，叶落归根，上海人是否还能把根留住？还能像获奖电影《世界源头之旅》（也有译成《寻根之旅》）一样让人看到童年的小屋和儿时生活的场景吗？木有了。

我记得在“蚊蛤”后期，对业余生活管理有所放松（“蚊蛤”时期麻将牌是作为“四旧”要充公（没收）的，更不要说赌铜钿小来来是要捉起来的)，弄堂里流行白相六个人打六副扑克牌的“红五星”游戏（也是打扑克牌争上游的一种)，三个人对三个人，谁输了就站着打，一站就几个钟头。我也白相过，不赌铜钿白相了也牢有劲（老有趣）额。当时白相“红五星”的，基本上是在职男职工和退休工人，一白相就是四、五个钟头甚至通宵。我们弄堂里有几个“老腻头”（玩了上瘾)牌搭子混病假白相“红五星”，奖金敲脱（木有了）也无所谓，侬讲有味道伐？尤其是在天热，弄堂里围观的人可以将打牌的人围成两、三圈。阿拉当时白相额辰光一条弄堂住的都是七大姨、八大姑，有时一幢房子里住着祖孙三代，哥嫂、弟媳同住一屋都是亲属关系，棚户区就更不谈了，除了亲属关系外，都是老乡同一村里的，真是一呼百应，只有这种邻居关系才能凑齐打牌的六个人。也只有在“下只角”才流行白相“红五星”，这和打桥牌差不多，三个人要配合好否则就老输牌站着打，所以牌搭子一般都是“出窟兄弟”（发小、同学、工友)或者同住一屋的亲朋好友。为了打牌牌友之间吵相骂（打错了、输脱了)变冤家的;为了打牌不顾老婆小孩（白相心思太重）吵了闹离婚的也蛮多额;侬讲，迪个“红五星”好白相勿？这叫，实在木有事体做。

在“上只角”就很少有人白相“红五星”了，因为社会环境不一样了，邻居关系也不同了。“上只角”住花园洋房的人家都是独进独出与领居很少来往，尤其是“蚊蛤”期间，这是其一。再者，住了“上只角”的不是高干就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有铜钿人家是不白相嘎西多人（许多人）一道打的“红五星”额，认为木有档次。那时伊拉住了“上只角”身价高不愿放下“豆腐架子”（身价）与别人打交道。所以在“蚊蛤”中，住了“上只角”额人由于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精神上出毛病的也蛮多额，轻额神经衰弱失眠，忧郁症，重额就惨了好点额进精神病医院，不好额见马克思去了。最关键的是，伊拉没有空来白相“红五星”，高干忙着搞“阶级斗争”（政治），资本家接受改造不敢出门，知识分子看书也来不及哪来时间白相。伊拉的子女就更不谈了，高干子弟看内部电影，开家庭舞会；资本家子女夹着尾巴做人；知识分子子女忙着读书学习知识，侬讲伊拉有空来白相勿。现在是不可能再有人白相迪种“红五星”了，社会环境不同了（当时除了八只革命样板戏，没有其它娱乐生活。现在除了各种娱乐场所，还有互联网。)，上海人的弄堂生活木有了（现在都住进了全独用的公房，左领右室都不搭界，都是独生子女，七大姨八大姑都不住在一起了)，邻居关系变脱了。这就是《空间是机器》一书中阐述空间句法时，解释了空间构形的本性。

进入新世纪，港港、湾湾富商在市区收购花园洋房，有些是出于投资，更多的是怀旧和寻根。现在有许多精品屋、咖啡店、酒吧都是老洋房改建的，成了上海一道让人怀旧的风景线，也使海派文化得到了传承。绍兴路27号的"老洋房"是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曾经是"海上闻人"杜月笙送给他四姨太的私人住所，现在改成了“老洋房饭店”。

新天地的石库门弄堂已成为没有内涵的商业场所，田子坊还有点老弄堂的味道，步高里是上海目前仍保留原汁原味的石库门片区，但里面的住户大多是新上海人（外来打工者租住的）没有归属感，更谈不上对石库门的感情，所以没法与欧洲的老城区（如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相比，没有历史的传承也没有古建筑生命的内涵。我认为主要是许多成规模的石库门弄堂（含新式里弄）私房改造后它的产权发生了变化，大多成为公有的和不成套的（一幢楼里有多户住户）使用权房屋，拥有产权的房管部门没钱也没有积极性去维护，居住在里面的住户又维护不起（没能力），所以一拆了事谁都不心痛。不像欧洲产权清晰私人有维护的积极性，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所以欧洲的文化传统能代代相传，留下许多有记忆和故事的老建筑。

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还有这样一段描述：“从前走过房子（被拆迁的老洋房)前的时候，我想过也许有一天，它会像纽伦堡那样，被一砖一石完美地复旧，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有特别风情的美丽城市，可是上海人不耐烦了，心甘情愿地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泼掉。只让我奇怪的是，新建的房子潦草而乡气地建成了伪欧洲式样，墙上常常放着连比例都失调的希腊雕塑，那是复制品的孙子，再三的粗糙复制，使它们从美变成了恶俗。既然要造的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为什么让那些真正的殖民式样的百年建筑，消失在乡下人的铁锤下面呢？"

奥地利雷立柏博士（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该一直否定过去，心中要保有一份敬畏感。上一辈的人，19世纪的人，古希腊时代的人都是值得敬畏的，失去了敬畏感，你就会不断地烧掉老书，拆掉老房子，砍掉老树，从而也就再也找不到文化了。我的家乡是奥地利的一个农村，但是村里

还保存着1230年的老教堂，也很容易见到几百年的老房子。”

最近我和80年代去日本打工的朋友闲聊，伊讲日本人的商铺和小饭店都相传几代人了，除了二战被美军炸掉的。伊去日本还能找到当年汰碗打工的饭店，能留下伊30年前的记忆，而伊在上海再也找勿到能留下童年记忆的建筑物了。在上海侬还能看到几代人相传的家族老店吗？木有了。

古人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人对于居住注入了生命的涵意，如苏州的园林建筑、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伊拉都是房屋的所有人倾注一身精力来维护的建筑物，一旦所有权没有了，建筑物生命的内涵就结束了。现在的上海除了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国家历史保护建筑，近半个世纪来除了地标性建筑和千篇一律的商品房，再也难见有生命内涵的民居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现代民居建筑中没有得到传承。

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一个城市独有的特色，也是城市竞争优势关键因素之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信息，是历史上不同传统和精神成就的载体和见证：它体现了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是城市的底蕴和魅力所在。“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兴盛和衰败的风风雨雨，而建筑却往往能够跨越时空留存下来，它们承载了城市的历史记忆，是前人创造的具有宝贵价值的文化遗产。

听讲，有一些有铜钿的“房老虎”，到上海郊区“买”下农民宅基地的房子（灰色买卖），用自家与房子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感情，对老民居生活的向往，对农民房子进行改造，建成前庭后园的民居。释放自家在住房上的各种想象，伊拉将市区老房子拆下来的老门窗（有雕刻的木门窗)、石匠雕刻过的门槛和石板将农民房装饰的古色古香。城市中种种“限制”在这儿都不存在了，如养鸽子、养鸡鸭。前庭种花、养鸟，后园植树、喂鱼，鸟语花香赛过活神仙。做侬在市区不能做的事，这就是居住自由与人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将出现农村人进城“受规矩”，城里人“务农”寻“自由”的双向流动，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出贡献。“房老虎”购置改建的农民房对于房子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小青年追求扎台型最好住别墅和高档商品房小区（如古北新区，陆家嘴金融区，碧云国际社区，余山别墅区)，好讨娘子。老年人看淡了世界一切都是浮云，只要生活方便和惬意。富二代和土豪追求住宅的奢华，而老克拉追求住宅的内涵和舒适。住宅的“等级”差别不会消失，就像贫富差距不会消失一样，人们只能面对现实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