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爷爷是镇上颇有名气的厨子，家境曾算殷实。可老人们都说他“命硬”。娶了两任妻子，都早早离他而去。第三位来到家里的女人，是灾荒年月，一个带着女儿、走投无路的女人讨饭到了太爷门前，太爷收留了她，不为别的，就为给口饭吃，她还有个亲生儿子，留在了夫家。这个苦命的女人，没有和太爷爷生子，只是担负起了照顾幼年爷爷的责任。老一辈对这段没有血缘的关系都分外珍惜：她感恩太爷家的活命之恩，太爷家感念她对幼年爷爷的养育之情。两家人，就在这份相濡以沫的情义里，互相搀扶着走过艰难岁月。历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忽然有了血肉和温度。
爷爷是三四十年代家里的独苗，娶了媳妇都还在读书，原本有入仕的机会，但因为就这一个孩子生怕政局不稳站队错了连命都没有了，家族都无法延续，后来还是把祖传的厨师手艺传给了爷爷，到了爷爷这一代家里终于开枝散叶，有了四儿一女，都各自学了手艺，除了最小的小爹因为身体不好做不了重活，就把进粮食局的机会让给了他。集体制时期，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来统一分配粮食，一个成熟劳力人口挣一份工，生产队把应缴的公粮交了，其余的再进行分配，家里劳动人口多就吃的多，妈妈娘家五口人就两个劳力，她是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十多岁在生产队里还干了一两年的活，但是却只能算半个工分，虽然她干的活也一点不比别人少，娘家锅里永远稀汤寡水，那点微薄的工分粮，根本填不饱肚子。
在那个年代，“手艺”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学徒进门，如同半个家仆，恭敬勤勉。大伯两岁多就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医疗条件不发达，落下腿疾，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但爷爷给他安排了学手艺，也算是意气风发的裁缝师傅，大姐小时候，便是被这些年轻的学徒们轮流背着、哄着长大的。
不过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分单干分田分生产责任制，曾经“磨洋工”的集体田地，到了自家手上，几天就能利索收完。大伯引以为傲的手艺，也在工业化浪潮前黯然失色。他就两个女儿，在农村的乡土社会里“无子”意味着天然的弱势，遇事易受欺负，没有了经济地位心气也没有那么高了。大女儿没出嫁而是招的上门女婿，到现在家里日子还是磕磕拌拌。入赘的婚姻，如果没有女方家的经济支撑，那就过得鸡飞狗跳了，夫妻间暗暗较劲，比的是谁能耐大，谁更能挣钱养家，谁更能扛起生活的重担。后来大姐的二女儿出生，随了父姓，这微妙的变化，像一场心照不宣的权力交接。家族故事在历史长河里不过只是一片浪花，每个人都在里面浮浮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