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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手里的酒杯——金漆的，用一整个头骨做成的，酒杯。
当然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无论作为一代雄主或是魔王，手里提着这样一个物什——由金子、酒和敌人的头颅组成的权柄——身旁伴着手持死神镰刀的忍者和名满天下的美人，这样的形象都太符合群众的想象了。
一把火烧掉了国家信仰的人，什么才能匹配得上他的权力呢？
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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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拉尔森是皮特河博物馆馆长，这里被成为“怪品味爱好者的天堂”。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被砍下的头颅这样“可怕”的主题更容易引来充满各种意味的眼神，但幸好她完成了这本严肃又不失幽默的人类学学术著作。《人类砍头小史》被《泰晤士报》称为“时代的珍品”，从原始人的战利品陈列处到实验室的案桌，我们通过被砍下的头颅的空洞双眼看到了人类文明如长河般的急速流淌抑或静止不前。
长久以来，头颅作为战利品，被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战士和收藏家们争相猎取，乃至买卖。干缩的也好，腌制的也好，骷髅头也好，没有哪里能比战场更能体现人类最原始的本性，因为这里唯一的规则就是力量。我比你强大，于是我就有了处决你的权力。而还有什么能够比取下你的头颅更能彰显这种权力的呢？
每一个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记得“武圣”关羽是怎么扬名立万的：
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在另一场更加著名的战斗中，关羽独自冲入敌阵，将袁绍的将军颜良刺落马下，并下马割了颜良的头颅拴在马脖子上，是为“斩颜良”。当听到曹操赞誉时，关羽却说了这么一句：“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把这句话写在了袍子里面。后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成为了冷兵器时代对勇士最高的褒奖。砍头是对死亡的控制，而这句话意味着一个人取得了对于整个战场的控制权。
我们追逐的从来都不是血和暴力，而是充满了控制欲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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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尺度，是神的复制品，是一切意念的本源，而头颅是掌控身体机能的中枢，是佩戴王冠的地方，是连受辱时都被鼓励要高扬起的部位。所以，取下对方的头颅意味着对于对方一切的绝对占有——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意识上的。查理二世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钉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旗杆上，他钉住的不仅仅是前护国公的人头，而且还有改革派的理念和信心。最终，他在英国重建了专制王权。
所有会产生快感的欲望都能将人异化。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百人斩超纪录》的报道：
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了全身心的绝对控制权，那受控的一方在对方眼里，就已经不是人了。
在漫画《行尸走肉》中，被称为“州长”的布莱恩·布莱克曾经是个性格软弱的普通人，丧尸疫情爆发后跟着强势的弟弟菲利普·布莱克逃亡。一路不断目睹弟弟暴行的布莱恩有一天出手杀死了弟弟，然后换上了弟弟的名字，用弟弟的做法获得了自己的势力。在他的卧室里有一个用被自己砍下的人头所组成的“电视机”，他每晚都会“观看”这些人头，这样的“交流”使他不断强化自己希望自己所拥有的人格，更重要的是，从本源上说，正是这里寄存了他获得权力的力量。
就像被猎杀的驯鹿或者老虎，在你砍下敌人头颅的一瞬间，他的全部都在你的手中。极度兴奋的杀戮和类似于狂欢的战争氛围将人变成了动物——人也必须变成动物——道德秩序被颠覆，而颠覆本身同样也是令人兴奋的。在快感最强烈的高潮中，你不由自主地割下了他的头颅，他是你的战利品。
拉尔森认为，作为战利品的人头，表达了胜利者的最高霸权，它们帮助士兵在混乱的战场上重新获得权力感，因为，高高举起的战利品人头断言了对战斗混乱的控制。在断头台上高举叛国者头颅的刽子手也可以这样说：宣告秩序的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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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冰与火之歌》改编的剧集《权力的游戏》中，第一次全景展示史塔克家族群像的事件是对一名逃回南方的守夜人的斩首。史塔克家族的首领艾德把所有男孩子都聚集起来要求观看处刑。这是一场庄严肃穆的仪式，艾德·史塔克手拄巨剑在受刑人面前宣读判决词，然后斩落头颅。
判决词是这样的：
以安达尔人和“先民”的国王、七国统治者暨全境守护者，拜拉席恩家族的劳勃一世之名，我，史塔克家族的艾德，临冬城公爵与北境守护，在此宣判你死刑。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场判决并不是对罪行的确认，而是——并且只是——权力宣告：因为我是谁，所以我可以让你死。而这样的一场仪式，则是对施刑者权力的确认和神圣化。
当然，很少有掌权者会亲自执行斩首这样的事情，血虽然代表着荣誉，但同时也是肮脏的，艾德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史塔克的家族古老的传统：判决死刑的人必须亲自动手。这似乎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帮助“亲自动手”的艾德拔出寒冰巨剑的，是席恩·葛雷乔伊——一个虽有养子之名但实际上是铁群岛的人质的外人。
断头台是一个舞台，每一个参与者——刽子手、受刑人、观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艾德·史塔克确认并强化了他的权力，受刑人表达了对法律的臣服，史塔克家族的子嗣们受到了教育，而其他人感受到了权力的力量，也满足了自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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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斩首这件事总是不会缺少观众的。《人类砍头小史》援引18世纪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说，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
无论是最严肃还是最娱乐化的作品都很乐于把斩首现场布置成人山人海的状况，鲁迅和沈从文都很“乐于”描写死刑的执行场面，以表现民众的某些群体意识或者群体无意识，而有趣的是，《还珠格格》里对于对两位“民间皇嗣”死刑的表现反而更复杂一些，当然她们理所应当地没有死，但真正令人好奇的是，假如这个不可能是真实的事件就是真实的，琼瑶会怎么表现刽子手手起刀落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反应？
大概会是震惊吧？身处21世纪的我们几乎一定会这么设想的，但除非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公开处刑——我们确实还能看到——否则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拉尔森指出，在21世纪，正是我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想象性的移情作用，使得我们有所不同，就连这种姿态可能也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
尽管早在18和19世纪，围观死刑就开始被认为是违背人性的，但执刑者从来不曾（未来大概也不会）阻止民众前往观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断头台就是为他们准备的。以致于在台上的人，无论是处刑人还是受刑者，都要经过某种“打扮”，以符合或者剥夺观众们所期待他所拥有的身份。
1936年雷尼·贝西亚被绞死的时候，围观者的数量估计不下两万人。能够吸引这么多人，除了因为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公开执行死刑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执行死刑的绞刑手是一个女人——县治安官弗洛伦斯·汤普森。人们对女性形象的期待（顺从男性）和“杀戮男性”这件事情形成的反差，使女性杀人者形象具有了强烈的性暗示。从古希腊的莎乐美到《本能》中的莎朗·斯通，杀死男性的女性越来越被塑造成美艳的挑衅性的善于勾引男人的形象，她的力量来源于性魅力，她的危险性来源于对男性统治权的挑战，而男人的性命（头颅）则是一种“奖赏”，或者说是对男性领导权的推翻。这当然是难以被接受的。汤普森的解决办法是，委派另一人替她执行操作。
对于权力来说，只要愿意在断头台上扮演顺从者的角色，它通常很乐意用体面和你交换。1536年，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英国王后安妮·博林，以叛国、通奸等18项罪名被判斩首，因为她的王室身份，亨利八世安排了以为来自法国的刽子手，用法国人相对“优雅”的直立上半身的姿势完成了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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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野蛮时代”的21世纪，假如我们重新开始公开斩首死刑犯，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大概是不会的吧。弗朗西斯·拉尔森在书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人头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奖品：
1.我们没有能力背过脸去。即使在民主的城市化的社会，总会有人想去观看这样的展示；
2.砍下的头颅本身常常让人们在强烈情绪化中兴奋起来，而不是——或者说同时也是——让他们反感；
3.砍头是终极的暴虐，但也是创造性行为。因为虽然很残忍，但它也产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制品而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
实际上，身处“文明时代”的我们和“野蛮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恐怖分子通过摄影机和互联网将人质斩首的现场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回应他们的是什么？是仅次于“美国偶像”的搜索量，是超过100万次的下载，是第二天要求《达拉斯晨报》刊登人质处决照片的87封读者来信。摄像机所创造的距离感和网络世界的匿名性让观众有了一定程度的超然，人们可以在卧室里在书房中在地铁某个远离人群的位子上多开可能产生的指责或鄙夷。
我们当然可以告诉所有人——群体围观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决定不看。但是斩首这样一件天生有着戏剧性力量的壮观场景，似乎永远保持着诱人的魔力。
这种魔力来自于被砍下的人头作为“物品”和作为“人”之间的不协调，来自于死亡对生命施加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对刽子手手中权力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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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姆雷特》中，约里克的骷髅头露齿而笑，却寂静无声，莎士比亚通过这一幕让死亡揭示了自己的个性。
皮特河博物馆中大约有300颗人类颅骨收藏，当我们面对另一个人的头颅，就不得不产生这样的一种理解：我们是在凝视自己。
对面那处于死亡的永恒寂静中的，不正是被权力所物化之后的活生生的自己？
（本文为“书入法”app发起的“鲜读团”活动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