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达累斯萨拉姆的旧马
达累斯萨拉姆的七八月，是多情又燥热的时节。大批欧洲游客蜂拥而至，城里的五星级酒店及条件好些的住处，全都爆满，来客中有许多的单身女性，一住便是几十天，甚至更久。街上、商场、咖啡店，每一处景点，都能见到黑人小伙殷勤陪着白人女士，或是逛街购物，或是卧在洁白的沙滩上晒太阳。
那些高大健硕、英语流利的年轻男孩，一年里最好的日子，就这样来了。
一大早，旧马就跑到北京饭店找我借车，说要去机场接一位欧洲来的朋友。他口中的朋友，我去年见过，是个五十多岁、十分优雅的西班牙女人。
这个女人，是旧马去年结识的，他陪了她整整一个月。旧马说，她是一家食品厂的老板，家境殷实，家里的宅子，比坦桑尼亚总统的官邸还要宽敞奢华。
“吹牛吧你。”我们笑着打趣他。
旧马不服气，当即掏出手机，从相册里翻出照片给我们看。那房子确实气派，老旧却宽敞，一看便知是祖上传承的宅邸。
他满心都是遇上有钱人的骄傲，我们怎么开他的玩笑，他只是乐呵呵的，不急不恼。我们嘴上逗他，却也替他欢喜。在这片土地上，普通人赚钱太难，而他赚的这份钱，来得太轻易，也太难得。
做陪同不用吃苦受累，一天的酬劳能有一百到两百美元，抵得上当地人一两个月的薪水。若是彻夜相伴、跟着远游，收入还会成倍往上涨。这般巨大的诱惑，让达累斯萨拉姆的年轻黑人小伙，个个趋之若鹜。
印度洋的暖风，吹得整座城市喧闹不已。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里，海滨、商圈、高端酒店周边，总能看到一对对特殊的身影：年轻健硕的黑人小伙，陪着四五十岁乃至年过花甲的白人女性，慢悠悠地游走，成了这座海滨城市，心照不宣的独特风景。
这些来自欧洲的女性，来享受热带的阳光，也寻找专属的陪伴。这份陪伴，对外说是旅游向导，可内里的分寸，人人都懂。想被选中，条件很明晰：要身形挺拔、长相惹眼，要英语口语流利，能顺畅地陪着聊天解闷，还有一个嘴上不说，却最关键的硬性要求——持有艾滋病检测的健康证。
坦桑尼亚是艾滋病高发地区，远道而来的白人女性，对健康安全格外看重。一张正规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就是谋生的通行证，能让小伙在竞争者里，瞬间脱颖而出。每到旺季来临前，有心做这份营生的年轻人，都会提前去医院检测办证，把这张纸，当成立足的底气。
他们总是收拾得干净体面，白衬衣平整无褶，皮鞋擦得锃亮，独自坐在大酒店的咖啡厅或是林荫道上，眼神敏锐地打量着往来的白人女性。那份刻意的体面，和暗藏期许的神情，是旅游季里，最直白的生存模样。
旺季里，许多大酒店还专为白人游客举办男模比赛，年轻小伙们拼身材、比样貌、练谈吐，不过是为了在这场特殊的谋生角逐里，多一分被选中的可能。
而旧马，便是其中最出众的一个。连续三年，他拿下了大赛的冠、亚、季军，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存在。
他生得极好，身高一米八五往上，接近一米九，挺拔健硕的身形，走到哪里都格外惹眼。他一周总要去好几趟健身房，浑身都是紧实的肌肉，褪去上衣，肩背胸腹的线条硬朗有力，连我这个同性看了，都忍不住赞叹这副天生的好皮囊。
他性子还格外敞亮，脸上总挂着爽朗的笑，眼里满是精气神，往哪里一站，能把周遭的气氛烘得热热闹闹。
去年陪那位西班牙女人时，他一得空就跑来北京饭店，跟我们显摆。他眉飞色舞，眼睛亮得发光，说起话来手舞足蹈，连语气里都裹着藏不住的兴奋：“她太大方了，昨天一下子给了我三百美金小费。”
我们都笑他，说他定然是付出了全方位的陪伴，才换得这丰厚的犒劳。那天，旧马坚持在饭店请我们吃海鲜，饭桌上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女人的阔绰，一脸得意，仿佛已经牢牢抓住了唾手可得的富足。
“那女人多大年纪？”我问他。
旧马脸上的笑慢慢淡下去，轻声回：“五十二。”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
当晚，旧马送还车后，便没了音讯，像是一下子消失在了城里。后来才知道，他陪着那位西班牙女人，走遍了坦桑尼亚的名胜：去了广袤的塞伦盖蒂草原，去了风光绝美的桑给巴尔岛，还远赴静谧的维多利亚湖。这份朝夕相伴的全程陪同，早已超出普通向导的范畴，收入也远非单日酬劳可比。整个旺季过去，他赚得盆满钵满。
四十多天后，旧马回来了，他刚送走那位西班牙女人，一见到我就拽着我的胳膊，兴冲冲地喊着要请客：“走，想吃什么随便点，我来买单！”
过了几日，他悄悄凑到我身边，压着声音，难掩满心的兴奋：“你去过巴塞罗那吗？”
“去过，我还在那里住过四个月。”
旧马让我讲讲那座城市，我欣然应允。我跟他说圣家堂的尖塔，说巴特罗之家的灵动设计，说米拉之家的独特造型。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听得聚精会神，眼神放空，灵魂仿佛早已挣脱眼前的一切，飞向了那个遥远的欧洲城市。
半晌，他回过神，猛地抓住我的手，声音微微颤抖，却无比坚定：“我要去欧洲了，去巴塞罗那！”
原来，相伴近两个月的西班牙女商人，向他发出了真切的邀请。她要带他去西班牙，在巴塞罗那给他置办房产，安排稳定的工作，若是两人登记结婚，还会帮他办理西班牙绿卡，让他彻底留在欧洲，告别非洲的贫苦日子。
这个消息，让我们都倍感意外。可转头一想，旧马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小的才两岁半，更有一心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的妻子。他这一走，抛下妻儿三人，前路是福是祸，全然未知。
沉默了好久，我问：“你走了，那孩子们呢？”
旧马声音低沉缓慢，一字一句地说：“我会给他们寄钱，寄很多的钱。”
九月初，旧马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登上飞往巴塞罗那的航班。那个总是满脸笑容、赚了钱就抢着请客的爽朗小子，就这样离开了达累斯萨拉姆，奔赴未知的远方。
后来，达累斯萨拉姆的旅游季，依旧年年如期而至。酒店门口，依旧有打扮体面、等待机遇的黑人小伙，可那个爱笑、豪爽、总在饭店里跟我们分享喜悦的旧马，却再也没有出现。
他的故事，不过是这座城市里，无数底层人谋生的选择之一。没有刻意的评判，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在生存的窘迫与对远方的向往里，做出了最顺应本心的决定。那些欢喜、期许，还有未可知的结局，都散在印度洋的风里，让人久久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