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痴迷的人，她的一百余岁，小部分是作为“女儿”的身份存在，大部分则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将她这个“大部分”掰成好几份，又以“翻译家“、”戏剧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享誉于世，这个人就是杨绛先生。
曾痴迷于三毛，想过上那种独特自由的生活——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可如今更仰慕先生，三毛如天上的云朵随性自由，而先生像极一面静敛的湖水平淡而内敛。
她灌输了西方思想，但并未开化到不食人间烟火，反倒是多了中国那种“相夫教子”的传统规训令她执手终生。
先生多了柴米油盐，亦多了女性的温婉和坚强。她一生经历过时代的变迁，生于乱世，经历艰难的岁月，她都坚强勇敢的走过来了。
荣耀也好，羞辱也罢，她总是保持着那颗宁静的心。
01 家庭背景
杨绛生于知识分子之家，他的父亲曾先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位。是一位留学日美有着开阔的眼界，有着新的意识和想法，并接触过西方社会观念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且她的母亲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也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母亲在闲暇之余，也总会看书。
父母年纪相仿，又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在杨绛先生回忆中说，她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也不如母亲对父亲的细致耐心。
在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的熏陶中。当她自己成为人妻人母，亦将这种世袭的家风侵染于整个家庭，与钱钟书的风雨并肩，甘苦同尝是她作为妻子的本分。
02 青年时代扛起一个家
她和钱钟书成婚后，她知道自己做了他的妻子，他们家的生活就要全靠她来支撑。
她写道，钱钟书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像小孩那般一把抓。刚到牛津学院，独自出门，摔了一跤，磕掉半颗门牙，满脸鲜血走回来。
为了省钱，她不入牛津上学，只旁听、自修，兼管洗衣、做饭、算账。
当她1937年在英国牛津生下钱瑗，过程如下摘自《我们仨》：
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 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护士说我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个护士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很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我们的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女儿出世已浑身青紫，是护士拍活的。
我一个过来人的感受，只有佩服她的坚韧隐忍，而我万万做不到这些，想起自己的经历，只能说自己单薄弱小。
1938年他们从英国回国，钱钟书先生去西南联大，先生独自带女儿留上海，战火年代生活拮据、人际复杂。可她一边照顾女儿，一边走上讲台当老师，从中学教到大学。
八年时间她和女儿居无定所，有时住在钱家客厅，有时挤在父亲的小屋。
物质短缺，她可以吃夹沙的黑面粉、发霉的米；柴煤短缺，她自己和泥搪炉膛、自制煤饼。
她通透知理，不凑热闹，也不追逐名利，甘愿做兼职老师，躲开繁杂琐事，安安静静读书教书、写写文字，为了补贴家用她相继写出《称心如意》《弄虚作假》《风絮》等轰动一时的戏剧作品。
她对生活从无抱怨，那段居无定所，颠簸流离，清贫艰难的时光，被她在精打细算中过得精致分明，以此留给阿圆安稳送给默存从容。
她的种种种种，都表达出先生对钱钟书的爱和崇拜，她包容他的生活笨拙和不通事务；她懂得他的天真纯粹、心地善良。就是因为有她独自支撑家庭，才有我们看到的那个一生守着书生本色，不被世俗污染的钱钟书，也是他能写出《围城》这篇巨著的原因所在。
而内心深处，也只有她知道丈夫就是自己的精神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