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到保定生活，住在了相府胡同，胡同里经常来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其中有卖糖葫芦的，就吆喝“冰糖葫芦”。他扛着圆柱形的大草靶子，上面插满糖葫芦。糖葫芦上的红果硕大通红，包满冰糖，边上还飞着薄片，十分诱人。不过他的糖葫芦都没有包装，有风刮过就会粘上土，但没人计较。母亲曾给我买过一串，我一吃，酸得可口，甜得到位，觉得好吃极了。母亲说它是用“山里红”蘸熬化的冰糖做的。
1956年春天，母亲带我去逛刘守庙，让我喝了庙上的酸梅汤，我说好喝，母亲说是用山楂片熬的，还说糖葫芦上的“山里红”就是大个的山楂果。天热以后，母亲也用山楂片熬了酸梅汤，可我喝着跟庙上的不一个味儿，怀疑它是“偷工减料”版。我还尝了山楂片，除了酸，没什么甜味儿。
后来母亲买过“山里红”，虽不如糖葫芦上的好吃，但比山楂片强多了。
我参加内蒙兵团后，大约在1972年至1973年，连里有人偷偷唱外国爱情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含苞欲放的花》、《山楂树》等，我听着好听，都抄了简谱。可写此文时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手抄歌本，不知为什么没有找到《山楂树》。好在我还记得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此歌唱的是山楂树见证了姑娘被两个优秀青年追求时的甜蜜而又矛盾的心情。我想，这心情还真有点儿山楂果的酸酸甜甜！后来才知道，原歌曲中唱的是“花楸树”，是翻译时张冠李戴了。不过我觉得山楂树比花楸树更贴切歌曲的意境，错得好。
虽然我早早就知道了山楂的大名，但真的见到山楂树可晚多了。2012年5月中旬，我们兵团战友聚会，地点选在了天津蓟县盘山联合村，我在村边看到一种开过花的小树，叶子像菊花的叶子，残花像一个个装着褐色食物的小杯子，感到有些奇怪，向村民一打听，原来是刚开败花的山楂树。村民还说，你们早来几天就能看到花。2013年9月中旬，我和亲戚到天津蓟县盘山游览，住在东果园村，村里也有山楂树，那时已结了红果。
2014年8月下旬，我在所作小区发现了山楂树，果实已长成了个儿，但还青着，没有变红。2015年4月下旬，我看到了所住小区的山楂树开花，那花5瓣，白色，花药红色（之后会裂开，露出黄色花粉），有些像梨花，但花瓣比梨花花瓣平滑、厚硬。
2016年，我拍摄了刚开放的花，拍摄了结出的果。之后，又多次拍花儿。
后来，我搬到新的小区居住。新小区也有山楂树，比原来小区的高大。
另外，我发现回龙园东园也有山楂树，长得也很高大。
2016年5月上旬，兵团战友在天津黄崖关聚会，我在那儿又拍到了山楂树。
和我一样喜欢山楂树的人应该不少，我在住所周边小区多处看到居民栽种的山楂树。
《中国植物志》介绍本植物时说，山楂Crataegus pinnatifida为蔷薇科山楂属落叶乔木，可高达6米。产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生于山坡林边或灌木丛中。山楂可栽培作绿篱和观赏树，秋季结果累累，经久不凋，颇为美观。幼苗可作嫁接山里红或苹果等砧木。果可生吃或作果酱果糕；干制后入药，有健胃、消积化滞、舒气散瘀之效。变种山里红果形较大，直径可达2.5厘米，深亮红色；叶片大，分裂较浅；植株生长茂盛。在河北山区为重要果树，果实供鲜吃、加工或作糖葫芦用。
山楂被中国人认知，不会晚于汉代。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已收入山楂，当时的名字是“朹”（音求），注释为“檕梅”。
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收载本植物，名字为“羊梂”、“鼠查”。说明那时山楂已被药用。（《本草经集注》已佚。转述此内容比较权威的是《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唐代《新修本草》收载本植物时名称为“赤瓜草”（其它本草书籍多为“赤瓜木”），别名为“羊梂”、“鼠查”。元代《本草衍义补遗》收载本植物时名称为“山楂子”。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本植物名称定为“山楂”，沿用至今。上面提到的名称，都被定为别名，李时珍认为它们都是同一种植物。
明初的《救荒本草》收录此植物时的名称为“山里果儿”，介绍中提到：“一名山里红。又名映山红果。”这与现在的山楂大果变种的名称、俗名已基本一致了。
明代就记载了山里红，但糖葫芦出现较晚，估计在清代后期，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冰糖壶卢（葫芦）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涼。”
山楂糕也出现在清代，据《随园食单补证》记载：“山楂糕，以京师为佳，楂多而粉少故也。苏制嫩则嫩矣，而楂味太少。杭州楂糕，则色紫而坚，斯为下矣。”
另外，还有果丹皮，据说清代已有雏形，民国初期已成商品。
山楂加工的食品，都好吃，但要注意不可多食，尤其是脾胃虚弱者更要浅尝辄止。中医认为山楂“只消不补”，并非多多益善。
记得天津红桥附近的小道子胡同北边有一个大铁棚子市场，市场北边有个小门脸就现蘸现卖糖葫芦，店主有时也吆喝，就喊一个字“堆儿——！”我听到他那浓郁的天津口音，就想吃糖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