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庞大的爱“红”词族，恰如一部市井生活发展史
人类“尚红”之始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 布留尔认为，人类尚“红”源于由红而联想到太阳、火、血液与生命的这种“原始思维”。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红色——尤其是橙红色——是一切民族都喜欢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喜欢它。”
歌德在《色彩论》中提出，橙红色是最有气力的颜色，它能激发无比的情感力量。这或许是因为在远古的狩猎生活中，“人们总是在狩猎或战争的热潮中，或者说是在他们感情最为兴奋的时候看见红的血的颜色”。
据考古发现，在我国山顶洞人遗址中，尸体周围撒有赭石这种红色颜料，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小屯墓葬中，还发现了人骨涂朱的现象。考古学家贾兰坡说：“中国山顶洞人的人体装饰中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他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李泽厚则认为，山顶洞人的撒红粉活动，源于一种原始的巫术礼仪。
撒红粉、涂朱、用赤铁矿染色，在死去的人身上，留下血一样的红颜色，如果是一种巫术礼仪，那么，它大概是先民们为死去的人祈福，祈求气血衰亡的人，重获生命，生生不息。据研究，世界范围内的70%原始先民们，选择红色作为部落图腾色。
红与赤
在汉字世界里，原始部落时期表红色义的最常用汉字，是“赤”字。
汉字“红”，甲骨文时期，尚未出现，金文时期或已出现，“红”在战国时期的江陵竹简中，见图1，在睡虎地秦中，见图2，小篆，见图3。
《说文·糸部》收“红”字，“从糸，工声”，红，是一个形声字，形符“糸”楷化后，简化了字形，变成了今天的“纟”旁儿，而声符“工”却是一直未变的，直到现代汉语中的“女红”，红还念作“工”。
在古代汉语中，红，读作 gōng 时，可与“工”相通。例如《汉书·郦食其传》中的“农夫释耒、红女下机”，《汉书·景帝纪》中的“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厚也”,“红女、女红”中的红，指的是女子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还可与“功”相通，如《汉书·文帝纪》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颜师古认为，此处，大红为大功，小红为小功，都是古代的丧服名。
红，读作 hóng 时是常见的读音，最常用的词义是表示颜色义。
通过检索汉代以前的文献，我们发现，汉字“红”用于颜色义时，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甲骨文时期就出现的颜色字“赤”。
先秦文献中，有零星散见于《论语》的“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中的“红”，以及《楚辞》的“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中的“红”。
《说文》说：“红，帛赤白色”，赤白色，指赤色中有白色，因此《论语》和《楚辞》中的“红”都是指一种比赤色浅的颜色。赤色是南方的正色，红则属于间色，因而孔子认为，间色红和紫都不能作为君子所穿常服的颜色。
作为正色的“赤”，象征着南方的炎火之势，“赤”字也常用于与上古神话传说、帝王权贵权势相关的语境。
学者认为，“赤”字在汉代以前，已经引申出9个义项，为了消弭“赤”字多义性所带来的表达不便，在表达红色义的词义场里，用当时义项还不多的“红”来代替“赤”，是可以减轻“赤”的表义压力的。
汉代以后，汉字“红”逐渐代替“赤”，可表达赤色义。
据学者研究，唐代时，“红”的适用对象逐渐扩大，搭配组合渐渐增多，已经成为红色语义场的主导词位，以唐诗为例，“王维诗”红与赤的用字比例，大概为3:1；到中晚唐，“李贺诗”红与赤的用字比例，已达到9:1。
传统五色观里，作为间色的“红”，是五种基本色调之外新产生的颜色，它得益于纺织技术的发展，代表了染色工艺的精进，“红”是由正色赤与正色白所配合而得到的一种更为鲜艳的颜色。
在庙堂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里，红，扎根于民间。尤其是鲜艳而温暖的红色，因为象征了蓬勃的生命力，延续了原始人类尚“红”的传统而备受喜爱。
从汉语词汇里找寻人们所喜爱的“红”，恰恰可以发现汉字“红”寓意生命力的一面。崇尚血一样有生命力的红色，于自然万物，或是花开之红；于人类自身，或是气血之红；于人工事物，或是妆饰之“摹”红；至于“抽象”到经济生活，则是红尘世界里的红红火火。一个庞大的爱“红”词族，恰如一部热闹的市井生活发展史。
丝帛之红
据《说文》所释，汉字“红”本用于丝帛之色。
较早出现的如“红罗”，《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自陈“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羽林郎》里胡姬自陈“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如同屈原以香草作为配饰来譬喻追求高洁的品质一样，传统诗词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以人物的衣饰穿着来作譬喻，刘兰芝和胡姬的“红罗”，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红色的轻软丝织品，它常用来制作女性的衣裙，展现的是年轻的生命力和女性的柔美气质。
在汉代以降的诗赋中，也不乏“红罗”的身影，白居易《杂曲歌辞》：“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毛滂《小重山》：“红罗先绣踏青鞋”，徐熥《去妇词》：“忆昔当年初嫁君，明珰翠袖红罗裙”，郑琰《半生行》：“秋荷捧朝露，难将纫作明月珠。秋林落晚霞，难将剪作红罗襦”。
除了红罗，还有红裙、红袖、红巾、红裳等，也都是常见的丝帛之红。
由“茜茜红裙好女儿，相偎相倚看人时”（李郢诗），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诗）；
从“爱将红袖遮娇笑，往往偷开水上莲”（施肩吾诗），到“江上翠娥遗佩去，岸边红袖采莲归”(徐夤诗)；
从“摘尽庭兰不见君，红巾拭泪生氤氲”(李白诗)，到“莫怪红巾遮面笑，春风吹绽牡丹花”（白居易诗）；
从“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白居易诗），到“昨日红裳伴燕游，渚花争好草争柔”（陆佃诗）；
红裙、红袖、红巾、红裳，唐代以后都引申出可以指代美女。以丝帛之红譬喻佳人，也是汉语世界里尚“红”的一种体现。
花开之红
丝帛如何染上人们所喜爱的红色呢？
最常见的植物性染料，即“花开之红”，如红花，便含有天然的红色色素。
白居易在《红线毯》中写道：“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其中的“红蓝染”，红蓝指红蓝花，叶子长得像蓼蓝，夏季开红黄色花，又称红花。
《天工开物》“红花”条：“红花入夏即放绽，花下作梂汇多，刺花出球上。采花者必侵晨带露摘取。……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饼然后用”。
宋应星介绍的制作红花饼的方法是，将摘下来的红花捣烂，用清水漂洗，用布袋网住绞干去除黄色的汁水，加酸粟或米泔水再捣烂后，又淘洗一遍，并绞干去汁，然后用青蒿覆盖一晚，将它捏成薄饼状，于阴干处收贮。
这种方法制成的红花饼，可以染出猩红色等深浅不同的红色。这种猩红，描摹石榴花的红，“柳丝曳绿，正豆雨初晴，水天朱夏，石榴绽也，看猩红万点，倚亭敧榭”（张半湖词）；也描绘海棠花的红，“猩红带露海棠湿，鸭绿平堤湖水明”（陆游诗）。
唐人李中的《红花》诗中说：“红花颜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染出轻罗莫相贵，古人崇俭诫奢华。”可见，红花染色工艺的繁复和精贵。
胭脂红
红蓝花不仅可以用来制作染丝帛色的红花饼，它的花汁经过精炼提纯之后，还可以用来制作胭脂。
胭脂，在古代又称燕脂、燕支、焉支等。五代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解释了“燕脂”一词的来由：
“盖起白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燕脂”，燕，为产地，脂指护肤油脂。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四种制作燕脂的方法：
“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者也。
一种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土人采含苞者为燕脂粉，亦可染帛，如红蓝者也。
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者……。
一种以紫矿染绵而成者，……今南人多用紫矿燕脂，俗呼紫梗是也。”
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说：“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可见，燕支，是当地人（中原以西）对红蓝花的音译。
《玉台新咏》中说；“北地燕支，偏开两靥”，也可见燕支并非中原产物。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北方有焉支山上红蓝，北人采其花染绯，取其鲜者作胭脂，妇人妆时用此颜色，殊鲜明可爱”，可见，焉支为地名。
胭脂是古代最为重要的一种化妆品，它凸显了女性面色的红润，使表情灵动，富有生气，因而备受历代女性的喜爱。
据考古发现，早期汉墓已出土胭脂类化妆品，女性的胭脂妆容应不晚于秦汉，汉代以后，女性爱红妆日益显盛。《木兰辞》中“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从军行》中征人归来，“小妇赵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郑声，庭前柳絮飞已合，必应红妆起见迎”，迎接归来之人，妇人必整饬盛妆——红妆。
尚“红”的审美观，使得不少胭脂品种以“红”命名。
如点唇用的胭脂，有大红春、小红春（《清异录》）；
如唐代腊日宫廷赐物中的红雪（王建《宫词》：“黄金合里盛红雪，重结香罗四出花”），就是一种珍贵的化妆品，刘禹锡说“泽可饰容，顿光于蒲柳”（蒲柳比喻未老先衰，此处指“红雪”可延缓衰老）。
与红雪相类的面脂还有紫雪，有学者认为，唐时出现的彩色面脂，加入红或紫的色素，使得面脂在滋润肌肤的同时，还可以修饰不同的肤色。
另如“楼中女儿十五六，红膏画眉双鬓绿”（欧阳修诗）、“新安野妇双鬓垂，红膏涂靥深画眉”（周紫芝诗）中的红膏，也是一种胭脂名。
胭脂虫红
绘画用的胭脂，成分不只红蓝花一种，还有茜草根、紫矿。于非闇认为，茜草根染出来的颜色，比红蓝花更红。李时珍《本草纲目》“紫矿”条说：“紫矿出南番。乃细虫如蚁、虱，缘树枝造成，正如今之冬青树上小虫造白蜡一般，故人多插枝造之。今吴人用造胭脂。”紫矿是一种天然的虫胶，不溶于水，可以制成紫红色的颜料。这种胭脂还不够亮，不够厚重。
人类尚红的审美观，促使着大自然的颜料盘不断进化，一种安全无毒由自然界能制造出来的最红的颜料——胭脂虫红（cochineal），十六世纪时，开始从神秘的美洲运抵世界各地。
由于西班牙殖民者掌控了它的生产和销售，使得胭脂虫红一度身价数倍于黄金。这也促使胭脂虫红一度成为时尚界里最昂贵的服饰颜色，也成为了象征权贵地位的一种颜色。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更亮、更厚重的红色颜料，或许来自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1580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了澳门-马尼拉航线，按照“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整个航程需要2年的时间来计算，大约在1582年的时候，澳门-马尼拉航线的回程货物中，就装载了这种来自美洲墨西哥的红色颜料。如果这个推测成立，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画颜色的研究》里，于非闇会有“胭脂虫红1582年传入中国”的说法。
胭脂虫红，是一种动物质的沉淀色料，它是由热带胭脂虫粉末加工而成的，也称为西洋红、洋红。
洋红“呈色温暖、艳耀非常”，做成水性颜料，光稳定性极佳，可以保存数百年仍旧艳丽如新。尤其在花卉画中，洋红可以反复涂染而颜色厚重且鲜艳，远胜于传统胭脂。因此，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天然胭脂虫红染料已被人工合成的色素代替，洋红大部分变成了人工合成品，真正的胭脂虫红颜料难以买到，它仍就是不少大画家的宠儿。
在近代海派画家里，吴昌硕是最会用西洋红的一位。有评论称“吴昌硕喜用西洋红，能得奇艳而又沉着的效果，这可说是对中国画用色的拓展”，西洋红，在吴昌硕的画里，变成了古艳风格的点睛之笔。
深受吴昌硕影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是善用西洋红的高手，他首创了“红花墨叶”画法，用鲜艳的西洋红画花朵，用浓墨绘花叶，形成鲜明对比。
艾青在《忆白石老人》里提到，他在伦池斋看到一张齐白石画的樱桃，立刻去齐白石家求画，齐白石画完后，艾青觉得颜色没有伦池斋看到的好，白石先生答道：“西洋红没有了。”
艾青又折回到伦池斋，最终还是花了高价买下用西洋红画的樱桃。艾青先生还补充道，他将画作拿给吴作人看，吴作人先生表示曾在某个展览会看到过，整个展览里就属这张画最突出。
齐白石先生不是吝惜使用西洋红的画家，相反，他的弟子吕宜园描述齐白石所赠画作《扇面牡丹》时，描述道：“牡丹的花头几占扇面的三分之一，红艳照人”，并引用王雪涛的评价：“这得多少西洋红啊！他真舍得用西洋红！”吕宜园文中还提到，加一笔西洋红，整幅画的价格就要上涨10%~20%，可见，西洋红身价之高。
胭脂虫红在西方画家的颜料盘里，就显得非常脆弱了。
英国国宝级画师透纳（Turner）用胭脂虫红在油画《劈风之浪》（Waves Breaking against the Wind）里画了一抹红宝石般的落日晚霞，然而用胭脂虫红调制成油性颜料，仅仅数月就会严重褪色，即便如此，像透纳这样的大师，却仍旧偏爱这种无法持久，却最为耀眼的红色。
透纳的另一幅：The Fighting Teme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1839），霞光倒是很是耀眼……
其他
在爱“红”这个词语族群里，丝帛之红、花开之红，展现了对于生命和青春的赞美，“红”还派生出与生命延续相关的词。
例如，在象征姻缘的语境里，“红”是一个常见的符号，如唐代的“红叶”是传情的媒介，唐代的“红叶题诗”故事，结局都是结成良缘，而撮合了莺莺和张生的婢女“红娘”也成了后世所谓“媒人”的同义词；在与喜事相关的语境里，也有红纸、红包、红盖头、红嫁衣、女儿红、红蛋……等一系列的“红”。
红在世俗世界里，也是热闹而富有生机的，车水马龙叫红尘紫陌，生意兴隆盼着红红火火，红利多多。
红，还象征了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
早在唐传奇里，就有不少女侠以“红”冠名，诸如：英勇救主的盗盒“红线女”，慧眼识英雄、义气相挺的夜奔“红拂”，和勇敢追求幸福的红绡等，更别提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了，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集大成者，《红楼梦》可谓是一部赞“红”的代表作，曹雪芹认为这些红楼中的大家闺秀们，“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此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然而，在显现倾颓之势的华屋下，这些天资优异、至情至性的红楼女性们，却最终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悲”，令人扼腕叹息。
-End-
感谢学者们对古今中外的“红”色所做的研究，未能一一署名，谨致敬意。
写作中参考的工具书和论著有如下一些，挂一漏万还请谅解：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
许慎著，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于非闇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维多利亚·芬利著， 姚芸竹译，颜色的故事 : 调色板的自然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汪涛著，郅晓娜译，颜色与祭祀 : 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清常，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
许嘉璐，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
姚小平，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兼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史；
赵丰，红花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栽培和应用——中国古代染料植物研究之一；
周裕锴，说“燕支”，《古典文学知识》；
李英，古代颜色观的发展《说文》——糸部颜色字考，《南华大学学报》；
赵红梅、程志兵，“红”对“赤”的替换及其原因，《云梦学刊》；
陈建初，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古汉语研究》；
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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