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床煮鸡蛋，三个坏了一个。那就好的留给爸妈，我吃坏的吧。
剥鸡蛋的时候我突然就想，我怎么会认为我吃坏鸡蛋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不科学啊。为了证明这种想法的不科学性，我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来论证。
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包的饺子，纯肉的，我们那边叫猫耳朵。和面拌馅擀饺皮，拾柴点火烧开水，忙得不亦乐乎。等待的过程欢呼雀跃，跟哥哥姐姐争着抢着预定“颜值”出众的猫耳朵，放出自己可以吃两大碗的豪言壮语。虽然结果证明，最多最多最多吃一碗，最后被母亲笑骂“嘴大喉咙小”。
吃饺子最怕吃到的就是坏饺子，揭锅盖最怕看到的就是汤面上浮着散出来的馅儿。母亲给我们盛的时候，巴在灶台边，看到母亲给自己一个稍微有点破了皮的饺子就跺脚反抗，直到最后心满意足地吃到一碗完好无损的饺子。
那时候从没觉得母亲吃一碗饺子皮和馅儿分离的饺子有什么不妥，坏饺子就应该由她来吃啊，理所应当，天经地义，没毛病。
吃米饭也是，我们只吃当天新做的，前一天剩下没吃完热过的毫无疑问由母亲来吃。
吃苹果也是，母亲买回来一袋子苹果，我们先挑走个儿大长得漂亮的，剩下的有磕痕长得“歪瓜裂枣”的自然就是母亲的了。
甚至一起外出骑自行车也是，我们骑新买的、车篮车把车刹没破的，母亲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别的哪儿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在后面为我们保驾护航。
你看，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今天早上的这颗坏鸡蛋就必须由母亲来吃嘛！
可能连我自己也没发现，有些事正悄悄发生着改变。
出门购物，我会主动抢过稍微重点的东西拎在手上。
乘坐公交，我会主动推着母亲坐到那仅剩的一个空位置。
甚至连我最讨厌的入住院各种繁杂手续我都争着抢着去做了。
怕母亲一个人出门，怕她晕车，怕她被骗，怕她迷失在复杂的地铁123号线换乘之间。
以前没去深想，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母亲，怕这怕那，把最后一口鸡蛋塞进嘴里的时候，我明白了，我长大了。
以前看刘瑜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特别喜欢里面一段描写关于植物生长的话：
“两个礼拜前买的植物，放在白色的瓷碗里，每天只浇些水，它就乖乖地长着，今天竟然轻手轻脚地，开出了花来。
这么安静的成长，仿佛只是在那里打着盹，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哈欠而已。”
自以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却安静地长大了，悄无声息，又猝不及防。
求解：鸡蛋为什么会煮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捂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