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污淖中的莲，是沉沦还是被碾碎？
一根不慎坠落的竹竿，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争议的女性命运。那一刻，阳谷县的空气似乎凝固，楼上惊鸿一瞥的艳妇，与楼下抬头的恶霸，目光交汇处，命运的齿轮开始血腥转动。
然而，在唾骂潘金莲“荡妇”“毒妇”之前，我们是否问过：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千年的女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是生而为魔，还是被时代与男权的巨手，生生捏成了一朵恶之花？
潘金莲的悲剧，从出生便已写就。父亲早亡，九岁被母亲卖入王招宣府习学弹唱，十五岁又被转卖张大户。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行货”——商品，财产，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当张大户企图收用她时，她曾反抗，曾“告主人婆”，这卑微的反抗换来的却是最恶毒的报复：被倒赔妆奁，强行嫁给阳谷县最丑陋、最懦弱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
试想，一个“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弹得一手好琵琶的聪慧女子，如何甘心？这不仅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更是将一颗鲜活的心，扔进屈辱与绝望的冰窖。街坊的嘲笑，地痞的骚扰，懦弱丈夫的无法庇护，日复一日，心灵焉能不变形？
西门庆的出现，像一道虚假的光。他有财有势，风流倜傥，与武大郎天壤之别。潘金莲的主动，与其说是单纯的欲望沉沦，不如说是溺水者对一根稻草的疯狂抓取，她渴望摆脱贫寒，渴望体面，渴望被作为一个“女人”而非“行货”来对待。
但这绝不能成为她弑夫的借口。当私情败露，她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在王婆的怂恿下，亲手将砒霜灌进武大郎口中，甚至“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这一幕，残忍得令人不寒而栗，彻底坐实了“毒妇”之名。
进入西门府后，她的恶愈发肆无忌惮：虐待迎儿，毒打秋菊，设计逼死宋蕙莲，驯猫杀害官哥，最终用过量春药送西门庆归西。她成了嗔恶的化身，妒忌与怨恨在她身上有着神魔般的强度，从不稍减。
然而，《金瓶梅》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将潘金莲简化为一个符号。兰陵笑笑生撕掉道德标签，让我们看见她恶的背面，那破碎的人性微光。
她是会写情书的。那“黄昏想，白日思”的词句，纤巧哀婉，证明她曾对爱怀有真诚的期待。只是这期待一再落空，写给西门庆的情书如泥牛入海，甚至被拿去讨好新欢；写给陈经济的，则是不伦之恋。
她是有自尊的。母亲来看她，六分银子的轿子钱她都拿不出，却宁肯受窘也不愿动用公共账目，只因“心气高、自尊心强，不想让人小看她”。她会因同病相怜，给贫穷的磨镜老人送小米。母亲去世，她被拦着不能奔丧，只能托人送葬，然后“落下泪来”。
原来，这个毒妇也会流泪。她内心的嗔毒有神魔的强度，肉身却软弱一如常人，是情欲的奴隶，命运也与常人无异，不由自主。她的一生，始于被卖，终于被杀，始终是一件“行货”。西门庆死后，她立即被吴月娘扫地出门，重回王婆处等待发卖。武松归来，以娶她为名，在新婚之夜将她虐杀，那一刻，她或许还以为是“西门绑脚顽”的调情。
千年骂声中，我们很少追问：那个敢于拒绝张大户的刚烈女子，是如何变成毒杀亲夫的恶魔的？
畸形的婚姻，是罪恶的起点。张大户的报复，强行将她与武大郎绑在一起，这不仅是容貌的错位，更是精神世界的天壤之别。封建礼教下，她没有离婚的权利。“七出三不去”是男人休妻的专利，和离、义绝对她而言只是纸上的权利。她被死死锁在这段屈辱的婚姻里，无处可逃。
畸形的社会，是恶的催化剂。西门庆的世界里，金钱与欲望横行，道德崩坏，人性沉沦。身处其中，潘金莲耳濡目染的，是尔虞我诈，是恃强凌弱。她的聪明才智，无法用于正途，只能在内院争宠的“茶杯里风波”中扭曲为阴险毒辣。
畸形的男权，是最后的屠刀。她的一生，被张大户摆布，被西门庆玩弄，被武松斩杀。男人们或利用她，或羞辱她，或审判她，却从未真正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武松的嗔心，其实与她同样重，甚至更重。
鲁迅先生论《金瓶梅》，谓其“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潘金莲正是这“世情”与“情伪”的极致产物。她不是天生的恶妇，而是被时代与社会这口大染缸，一点点浸透、扭曲、异化的牺牲品。她始于追求，终于堕落；是害人者，更是受害者。
千年之后，我们不必为她翻案，血债终是血债。但我们或许可以多一分审视：当一朵莲生于污淖，是莲之罪，还是淖之过？在唾骂潘金莲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问问，那个将她碾碎的旧时代，是否还有余毒未清？
人性的复杂，正在于此：善恶并非泾渭分明，天使与魔鬼，有时只隔着一段绝望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