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公社党委书记赵振邦从县上参加严打紧急会议回来，连夜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上级严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盘安公社严打工作。接着开全体干部会议，讨论严打对象。
有人说，尉家沟的尉碎岱是狗松，把婆娘不要了，没办手续，又和武山县洛门镇旱坪大队的武小花结婚了，连结婚证都没领，是重婚！更严重的是这狗松还人大的很，见了公社干部昂着头，像个装哈的求样的。
有人说，本公社北街大队的杨正午弟兄三个，大队根本管不住，把大队书记当空气。杨正午自称天不怕，他们队上有个和他不对付的，自称不怕天，为这个名字双方打得头破血流，杨正午竟然用铁锨把不怕天的一个耳朵铲掉了半个，大队处理叫杨正午赔偿医药费，杨正午不承担，口出狂言：叫不怕天告去！我等着叫公安的人来处理。不怕天告了半年，也没人管。
南街大队的的坏人天不收出门进门手里都提着把斧头，对谁都吹胡子瞪眼，秃子打伞，无发无天！
又有人说：磐安公社最坏的是第四中学的几个学生，碎碎儿的不念书经常耍流氓，看电影看戏的时候，就在人多的地方揣女子娃的手，揣年轻女人的奶……
哎！老干部张耀龙说：谢家山的驴求是个真正的老流氓，经常勾搭未成年女性，把一个四中的女学生弄了个大出血，不是给兰州送的快，就出人命了。
……
我快速的记录着，最后把大家提供的情况整理出来交给了没有参加会议的赵书记，赵书记看后，又开党委会，其他干部在宿舍待命。
根据上级下达的严打任务，和本公社的实际情况和大家提出的问题，通过全体委员讨论，最后确定出了盘安公社的四十一名严打对象，这时已经是鸡叫三遍了。
第二天早上，公社又召开全体脱产干部，各单位负责人，各大队书记主任参加的两干会。
參加会议的人员到齐后，公社主任王国军主持会议，赵书记传达县上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盘安公社严打工作，宣布盘安公社成立由赵书记任组长，所有党委委员为成员的严打领导小组。并安排盘安供销社将靠近公社的一个小院子腾出来，由派出所和法庭负责，成立临时留置点，对抓来的对象，进行突审，够上逮捕法办的，立即送县公安局拘留所，情况不清的，进一步审理，叫其交代问题。罪行较轻的，交由大队严打学习班教育。
最后王主任宣布全社初步确定的严打对象，根据名单，将两级干部分成十五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组长由公社领导或公社干部担任，组员是严打对象所在地的大队或者单位的领导。
我原本是要留在公社机关接听上级电话和联系赵书记和各小组的工作，最后党委副书记李德生小组缺少一个人，我就被临时分配给李书记组，李书记组抓捕的对象是北街大队的杨正午，就在公社旁边不远，我们跟着北街大队的马书记去抓杨正午。
马书记领着我们到了杨正午家的客房里，杨正午六十多岁的父亲看见我们进去，忙从炕上下来。
李书记直接说：“杨正午呢？”杨正午父亲还没回答，杨正午母亲从院子里进来说：“正午到地里干活去了，没在家。”
北街大队的马书记说：“别哄人，政府叫是跑不掉的。”杨正午父亲和母亲再没吭气。
李书记说：“到每个房子搜！”
我们刚要出门，杨正午的母亲忽然睡倒在地上，抱住北街大队马书记的腿大声喊叫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李书记已经飞身向院子里冲去，我回头看时，有个人影从大门里跑出去了，紧接着李书记也从院子里跑出去了。
北街大队的马书记大声呵斥着，还用手拆杨正午母亲的手，杨正午的母亲看到我们和李书记追了出去，也就放开了马书记，我跟着李书记跑的方向翻过了一堵墙，跑过了两条巷道，就看见李书记已经将杨正午扑倒在地上，两腿骑在杨正午身上，抡起拳头朝着杨正午的大腿上猛捶，杨正午一边用手护腿，一边喊着说：“别打别打。”
李书记说：“你可跑赞？！”
杨正午说：“我没跑。”
“没跑子，我们怎么追到这里了？！”
这时候北街大队的马书记拿着绳子跑了上来，李书记当过兵和武干，从马书记手里接过绳子，几下就把杨正午捆了起来，我们押着杨正午，杨正午跛着腿，一瘸一拐地被送到已经运转起来的公社置留所。
我们到公社给赵书记交差，北街大队马书记又给赵书记汇报说：“杨正午的父亲和母亲骂的很厉害，说公社有本事就把他家的人都法办了。”
赵书记一听，勃然大怒，说：“抓就抓，我一个公社还怕你不成！”又打发李书记和北街大队的马书记和已经完成任务在公社机关呆着的几个人将杨正午的两个弟弟和父母都抓了起来，快吃晚饭时又抓来了杨正午二弟的媳妇。
杨正午二弟媳妇二十来岁，抱着个一两岁的小娃娃，在置留所不停地哭，对其他人人影响很大，派出所长和法庭庭长嫌麻烦，就请示赵书记，赵书记就安排把她弄到公社办公室门口让我临时管理。
看着不停啼哭的一个小女人和一个小孩子，我动了恻隐之心。就将这母子俩从院子里放进了我宿舍外边的公社办公室，从灶上要了碗饭，给她们吃，看着我给她们要来的饭，那女人眼里饱含泪水，充满着感激之情。吃完饭后，我让那女人到办公室长条椅子上坐着。
晚上十一点，干部们都休息了，我也要睡觉，就叫公社妇女主任从她那里拿了条褥子给这个女人。
半夜，我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那女的。我问是怎么回事？那女的说：“娃娃睡着了。”我说：“睡着了你就靠在那椅子上睡一下，敲我的门做什么？！”那女的想说什么，又没说。
我关了门，重新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上，按照赵书记的安排，我把这女人放了。她出临走时看着我说：“你是个好人。”
我没说话，心里一突然害怕：严打是严厉的政治运动，这个女人和她的家庭是严打对象，是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全社上下同仇敌忾，打击坏人，我怎么能叫坏人称作“好人”，幸亏这话只有我听到，如果叫别人知道，就会影响我的声誉和前途……
想到这里我即刻朝她变了脸：“不准说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那女人一脸茫然，我朝她一扬手：“走走走！”她抱着娃娃从公社大门跑出去了。
这次严打是从重从快判决处理犯罪份子，盘安公社从各大队抓来的人当天送到县上二十三人，其余人都关在了置留所。派出所的魏所长和法庭的杨庭长给赵书记汇报工作，根据赵书记指示，他们加大了审查力度，最后又给县公安局送走六名，剩下的十二名由相关大队领回，严加管理。
过了七八天，法院刘院长来公社给赵书记通气，我做记录。
我们公社送去的二十九名犯罪分子，检察院免于起诉三人，给县法院起诉了二十六名，审判委员会初步过了一下，够上判死缓的一人，判无期的二人，二十年的五人，十五年的三人，十年以下的六人，十二人不够判刑，准备交由公社处理。
赵书记说：“我们公社党委的意见是把死缓的这个人和判无期的两个人都判死刑！二十年的判成死缓，根据中央从重从快的原则，后面的都判二十年。检查院说的不够判刑的也要都判五年。”
刘院长说；“这样判也够重了，这是在运动中，如果是平时，现在判死缓的最多二十年。这次要判五年的一般都是免于起诉的。”
赵书记说：“我们公社党委的意见也是按照中央从重从快的严打精神，我希望法院能够考虑。”
刘院长说：“行的，你们的意见我们再考虑考虑。”
说完就站起来和赵书记握了一下手，转身往外走。
我和赵书记跟在他后头，在院子里看到他上了法院的吉普车从大门开出去后，重新回到赵书记的房子里。
赵书记很恼火，说：“娘的，五六万人的公社，不杀掉几个，还叫什么严打？！”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接到县政法委通知，三天后县上召开严打大会，公捕公判，要求盘安公社参加五百人，我把此事给赵书记汇报，赵书记说：“我们这么远，五百人怎么去？！现在大部分干部都在搞计划生育，我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和姚主任，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引上五百人去参加县上公捕公判大会，不要叫县上批评我们。”
为了有足够的人参加大会，我又请示赵书记同意，由王主任主持召开了全社三十一个大队和十六个单位负责人会议，安排部署了这项工作，给他们分配了参加会议的人数，要求各大队书记和各单位负责人带队，大会当日早上五点在公社门口集中，各大队各单位报道后，由公社姚副主任和我带队，花四个小时步行，大会十点开始前赶到会场。
大会当天我们按照部署计划领着人按时间赶到了甘谷县城南关操场外面，但当姚副主任找到大会组委会时却被告知会场里已经没有地方去了，要我们在操场外面适当地方听广播。
姚副主任正和我说这个情况时，突然甘谷县城南门跟前监狱方向警笛齐鸣，人潮涌动，几十辆刑车和政法机关的三轮摩托车已经从那边朝我们开过来了。
我们再顾不上通知各大队和各单位负责人，只是被动地被警察和民兵推到了道路两侧，接着就是刑车缓缓地开到了我们跟前。
我们和大家一样的都朝刑车上看。第一辆刑车上的是被判死刑的康司令，他的名字叫康满银，整三十岁，金山公社康家庄人。前些日子风传他当过兵，和他们同村的康成文组织了一个团伙，在他们那一带为匪作歹，称王称霸。恶劣的是他们把在公社看完电影的人拦截在半路上，把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中的老小放走，然后奸淫年轻女人。影响极坏，民愤极大。
康司令个子不大，剃了光头，穿着新衣，站立笔直。面无半点恐惧。
他头转动了一下，看着眼前的人说：“今天天气晴得这么好……”看他说话，他身后的一个解放军连忙把拴在他脖子上的绳子往紧里扽。康司令没转头地说：“你别扽，我说了，今天我不胡说。”解放军放松了绳子。康司令继续说：“你看天空万里无云，蓝得清澈，就像大海。”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哎呀呀，你看这个人就是个司令，这会不像是要被抢打去，到是像要回家去的一样，刚才说话就像作诗。”她旁边的一个油墨厂的工人说：“这就叫视死如归！”
康司令听见后，更是得意，脸上竟露出了笑容。接着是第二辆刑车开过来了。这辆车上押着康成文，他眼睛睁得很大，脖子脸上全是青紫色，头上满是汗珠，满口喘着粗气，在拼命的挣扎，两个军人将他死死的摁在了车箱板上。后边的一个军人还紧紧扽着勒在他脖子上的绳子。
这人才二十岁，穿着平常的衣服，可能他是不服判决，不想死。但看样子不到枪决的地方就被勒死了。
后边还有二十几辆刑车，上边押的都是要判有期徒刑的和要逮埔法办的人。
会场里领导还在讲话，装着着罪犯的囚车就停在我们跟前等着，康司令这时再没有说话，炽热的太阳让他的额头出现了很多汗珠，慢慢的从高处流下来，在落在脸上的尘土上，冲出了一道一道的宽窄不一，长短不等的痕迹。
我再看姚成文时，解放军再没控制，人也站直了，脸上脖子上的颜色也由青紫色恢复成了红色。
正在这时，会场上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了“将罪犯押进会场！”几十辆囚车立即起动，押着康司令的车立即出发，向着会场运动，后边的车辆一辆跟着一辆，也鱼贯而入。
看着大会的情况已经知晓，给县上相关部门也做了报到。我和姚副主任简单地商量了一下，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就在这里听大会，听完后各大队各单位将参加会议的人自己领回。
回到公社的当天晚上，在公社机关的几个干部凑到总务处老牛的房子里，说今天县上公审公判的事，议论的重点是康满银和康成文。派出所的所长说：
“这康满银还真是一条汉子，昨晚上中院的人给他宣布了省高院对他执行死刑的命令，那家伙听后像无事一样，半天没反应，法院的人以为是吓傻了，一个警察用手把他的胳膊推了一下，问他听清楚了没有？他淡淡地说：听清楚了，请通知我家里人，给我做上一套新衣服，家里来不及做的话，就给我买上一套，还有靴，我要三面新的。”说完叫在监狱的灶上给他做了一碗红烧肉，五个馒头，半斤白酒吃上了。早上验明正身时他又说，把他绑得松一点，押他游街时，他不胡说什么。
拉到杀场上，他要求警察给汽车下面放了一个凳子，自己走下来，过小河时怕弄湿了他的新鞋，叫人在水中间放了一块石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后问枪毙他的人：我跪在那里？一个法警用手指了一下原来看好的地方，他就走过去，端端地跪在那里看着拿枪的人说：“你就瞄准，一枪打死！”那家伙没受罪，真的被一枪打死了，虽然头被打碎了，但死得很利索。到是康成文，从汽车上往下来放的时候，人已经走不动了，是四个警察将他抬到康司令旁边，打了五枪，才把头打破，法医翻来复去的看了好半天，最后才说死了。
严打的第二阶段，主要在县区各单位进行，县上的公捕公判大会只有城区的单位和群众参加，当时判得最重的是流氓罪，有六个职工被判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他们上诉后，最后被枪决的只有一个人。社会上传说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都有大后门，为了掩人耳目，只好枪决了头一个。
此后不长时间，全县的严打就停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