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14：第一拨认怂者

《孟子·离娄上》14：第一拨认怂者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孝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今天我们讲“志同道合”，简直就是在描述无终无始的“蜜月”，孔子一开始便不这么看，他讲“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能够同行一段，便已经十分难得了，不要求什么一辈子矢志不渝，永不变心。

孔门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终身如孔子一般恪守“仁”道的也没有几个。用孔子的话讲，弟子颜回那样的高手，也仅仅能做到连续多个月坚持行仁，至于其它弟子，不过能做到一天之内偶尔想到要“行仁”而已。

表面上看“我欲仁，斯仁至矣”，实际上，稍不注意，仁心、仁行便离人而去了。

孔门弟子，多是因为孔子的私学才接触到学问的底层有志青年。鲜有像冉雍那样，德行、底子足可以“使南面”的帝王面目。这些有志青年都是要依附于诸侯、士大夫才能在为政上发挥力量的。“仁”这种事儿，彻底改变自己尚且很难。用自己“日月至焉”若隐若现的

“仁”来影响带动诸侯、士大夫行仁，几乎就相当于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个学艺不精的段誉用半吊子六脉神剑来闯江湖一样不靠谱。弟子们从孔子那里“批发”来的不甚精当的学问，放到现实世界中去磕碰，没多久，便出现了第一拨认怂者。冉求应该是被写进《论语》的第一拨认怂者。

当年，季氏准备违反礼制，以鲁国大夫的身份，学周天子祭泰山。孔子知道后，很为季氏这种僭越行为感到不安。于是，就把当时为季氏做家宰的弟子冉求叫来，问能不能劝阻季氏。冉求老实告诉老师，自己做不到。

这是冉求第一次在“礼”这个层面上认怂。看到冉求也没有办法，孔子感慨道：“呜呼，曾谓泰山之神不如林放乎？”“认怂”这种事儿，不仅是个结果，更是一种方向。从方向角度看，一旦认怂，便算是开启了在这个方向上越滑越远的开关。“认怂”没有最高级，只有比较级。冉求也是如此，既然在帮助季氏“以德行仁”上宣告了失败，用孟子的话讲“无能改于其德”——不能用自己的德行修养影响和改变季氏的德行修养，便干脆在其他方面尽自己作为家宰的职分。冉求的做法是“赋粟倍他日”——提高百姓的税赋帮助季氏敛财。为此，孔子公开与冉求划清界限，讲“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言外之意是说，冉求所行已经不是我所倡导的道了，你们大家可以大张旗鼓地声讨他了。

孟子坚信自己是孔子的衣钵传承者，孔子坚定认为弟子冉求“非我徒也”，这其中的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

用孟子的话讲就是“君不行仁政而富之”，也就是说在辅佐诸侯、士大夫时不能使之行仁政而去帮助他在别的方面变得富足、强大。冉求这样做了，虽是孔子的在世弟子，却被孔子定性为“非我徒也”。孟子没有这样做，而是极尽全力导引诸侯王“以德行仁”，虽与孔子素未谋面，却算是继承了孔子的道统。

紧接着，孟子为大家解释了孔子在对待冉求问题上为什么那样决绝。

战国乱局之中，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恰是“争地以战”，之所以起心动念“争地以战”，恰是因为“君不行仁政而富之”，如此一来，那些不行仁政的诸侯王便有了通过武力征伐天下的资本与念头，如此才有了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诸侯王“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悲惨世界。

表面上看，冉求之流只是在“无能改于其德”上认了一回怂，实际上，这种屈从本身对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常常是无可估量的。用孟子的话讲“罪不容于死”——即便处死他也抵偿不了他所造成的罪过。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来看战国那些自以为高明的智者便洞若观火了。“善战者”最该死，其次是张仪、苏秦、公孙仪之流纵横捭阖，合纵诸侯的纵横家，再其次是那些迫使老百姓开垦荒地耕种的人。

在孟子看来，战国乱局之中的当务之急便是导引诸侯王行仁政。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中间路线可行。其它一切自以为聪明的折腾，都是在获罪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