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历史,喜欢记录历史,也喜欢研究历史。所以,千百年来大家追根溯源,一脉相承。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一直延续……
如果推敲起来,从孔子的春秋时代,鲁国的《春秋》就将历史浓缩在了文字了。到了汉代更是有太史公司马迁让《史记》名扬千古。至于后来着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不断延续。更不必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都让千年前的历史如在我们目前……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了明清小说的贡献,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让我们更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深处的人心人性人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古往今来的历史让我们更加客观,或者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历史深处的人们在变乱交织的沧桑岁月中浮浮沉沉、悲喜交加……
今天看完了方志远先生编著的《明朝为何说亡就亡》从党争、财政、流民、外敌……
作者讲述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明朝历史。的确,如果说明英宗朱祁镇的草率冒进,在土木堡将明军精锐损失殆尽。然而杭州人于谦却力挽狂澜于既倒,硬生生为明朝续命,保卫住了北京。然而至此之后,其孙子正德皇帝又不消停,闹出了宁王之变,甚至正德皇帝宠幸宦官,游戏人间。当时有王阳明先生为其戡乱东南,将宁王朱辰壕都活捉了,然而皇帝却说要放了,自己再御驾亲征一回。他更是生在于深宫中,不识愁滋味。更是将社稷政治当做儿戏一般。
然而更荒唐的是,他并没有子嗣继承他的大统。他却早早的撒手人寰。将江山让给了位于湖北钟祥的藩王,后来的嘉靖皇帝。这位皇帝更是在寄希望于自己的长生不老,信奉道家,更为讽刺的是,他信奉道家的长生不老,却很有可能是死于道家修炼丹药,而当时的技术并不清楚的是这个丹药红丸中很可能存在的重金属中毒。
历史没有如果,明太祖朱元璋做过和尚、乞丐、要过饭,就是这样一位平民做了皇帝。他更是万里挑一,靠自己的实力,驱除了元朝势力,并战胜了张士诚、陈友谅等,好不容易当上皇帝,他深谙历史的规律,甚至处心积虑的惩治贪官,将贪官做成人皮草人悬于庙堂之高,震慑人心。他也告诫子孙一定不要设立宰相,当心宰相集权威胁皇权。他甚至还以唐代的宣武门兵变等为忌惮蓝本,将儿子们都分封为藩王,远放外地。但留出如南京、苏州、江浙、上海(当时叫松江)地区为京畿重地,设为南直隶。将经济富庶地区直接掌控在中央。想让儿孙万世为君!
甚至在兵权方面也严格限制藩王的带兵数量,卫所兵力都在5000左右,最多的地方如朱棣的燕王部队也就1万多人,抵御蒙古等当时威胁明朝的外敌。
然而即便如此完全的设计,甚至朱元璋在临死的时候,害怕跟自己当年打天下的功臣会不听儿孙的,在长子朱标先于自己而死后,他为了给孙子朱允炆清除障碍,更是以迅雷之势将可能威胁到王朝的功臣都除掉了。但,仍然于事无补,后期的子孙,仍然暗弱,朱允炆在久经沙场的朱棣面前,更是优柔寡断、错失好局,最后被清君侧之名取而代之。
但是,历史的有趣就是,几代之后,那些所谓的明主的后代,又是怎么一步步将前人的江山断送的呢?
如正德皇帝的荒唐,如嘉靖皇帝的崇信道教,如万历皇帝的不上朝,在到天启、崇祯,即便崇祯皇帝想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奈何,在天启和崇祯年间,北方又大旱、南方又洪涝,灾年后还有瘟疫,又逢万历三大征,让早就入不敷出的明朝更是捉襟见肘。再加上这个时候东北的女真的统一,强势崛起。
明代官僚系统还陷入比贪污更可怕的党争。东林党、浙党、楚党、阉党等,还有如刘瑾、魏忠贤等一波又一波的权宦当朝。有能力的如孙承宗、袁崇焕、熊廷弼等都死于党争。崇祯皇帝自毁长城。而这些能人又有各自的问题,但,用人之时,又岂可求全责备。还有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让毛文龙手下有能力的如尚可喜等都投降满清。
而明朝为了减免财务开支,竟然将驿站驿臣都裁撤了,导致如李自成这样的举子都无法生存。农民更是在地主、国家的摊派中民不聊生,甚至碰到灾年都只能肯草根树皮,更可怕的都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国家居然还在要求征粮。
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没有万历早期的权臣张居正给予一条鞭法,将富人的田产都摊丁入亩,划归国有。充实了国库,巩固了国防开支。
而天启、崇祯,面对西北的李自成、东北的努尔哈赤,他已经自顾不暇,腹背受敌。更兼有党争不断,意气用事。国家还失策海禁政策,让财政税收还过分的依赖农业,而让部队粮饷交集。这些综合的作用,甚至老天的不作美,天灾不断,人祸交加。更有很多富人的自保,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而自己的利益才是重要的。在救灾方面,在济民方面显得非常被动。也导致了“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成了燎原之势。
1644年的崇祯皇帝吊死于北京紫禁城后山的煤山歪脖子树下。
然而,明代却留下了如小说,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徐霞客的游记,以及徐光启的科学先奏等,还有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等,这些都璀璨而夺目。
然而正如顾炎武先生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以下是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相关段落的白话文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力求通俗流畅:
原文核心段落翻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答:存在 “亡国”,也存在 “亡天下”。如何区分 “亡国” 与 “亡天下” 呢?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答:王朝姓氏更替、国号改变,这叫做 “亡国”;而仁义道德被彻底抛弃,以至于(社会混乱得)如同率领野兽吃人,人竟相互残食,这叫做 “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魏晋时期士人的清谈,为什么会导致 “亡天下”?这就像孟子批判的杨朱、墨翟的学说,最终使天下人无视父子君臣的伦理,沦为如同禽兽的境地。
历史事例部分翻译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从前,嵇绍的父亲嵇康被晋文王(司马昭)杀害,到晋武帝(司马炎)改朝换代时,山涛推荐嵇绍入朝为官。嵇绍当时隐居在家,想推辞不去。山涛对他说:“我为你考虑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更替,何况人呢?” 这句话一时被众人传诵,视为名言,却不知它败坏道义、伤害礼教,竟导致天下人无视父子伦常。
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
嵇绍对于晋朝的君主(司马氏),并非真正的君臣关系(因嵇康被司马氏所杀),他忘记杀父之仇而去侍奉并非自己君主的人,在他未死的三十多年里,早已是背弃父道的人了,后来他在荡阴之难中为晋惠帝而死,又怎么能赎清他的罪过呢!
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
况且嵇绍初入仕途时,怎会预知日后必有君主兵败(指晋惠帝在荡阴被围)之事,而得以用所谓 “忠诚” 的名声掩盖晚节?从正始年间(曹魏后期)以来,大义不明的现象遍布天下。像山涛这样的人,既然成为邪说的首领,就使得像嵇绍这样的贤人也敢不顾天下非议去做事。邪说与正道本不可并存,如果称嵇绍为 “忠”,就必然要称王裒(因父被司马昭杀害而终身不仕晋)为 “不忠” 才行,这样一来,人们相继臣服于刘聪、石勒(十六国时期的异族君主),眼看着旧主穿着青衣(卑贱服饰)为人斟酒,却不动于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论段落翻译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因此,只有先懂得 “保天下”,才能懂得 “保国”。所谓 “保国”,是君主和臣子这些掌权者需要谋划的事;而 “保天下”,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有责任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也正是这些初心让我们国家屡次在逆境中艰难复兴崛起,继续治乱兴衰,亦步亦趋。即便我们经历了苦难、不幸,然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之势,势不可挡!
在最后一段方先生说,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名望之后无华夏。甚至有的是日本人写就的。如果放在南宋的崖山,的确十万军民,还有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殉葬大海,还有明亡,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
但是,抛开当时的仇恨,苦难,如后来满清入关后在江南推行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文字狱,以及嘉靖三屠、扬州十日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历史是一种扩充我们的心量之学。中华民族正是在困难中不断地完成民族的融合和整合的历史大趋势,如清朝对于蒙古、新疆、西藏的疆域的统一也是有贡献的,甚至他也还是推崇儒家的,这些又是历史的真实。
所以,历史不仅是血海深仇,亡国之痛的确让人扼腕叹息,然而历史的规律和大势,却往往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转移。而评判历史,我们则需要有更深远的目光去评价之。正如作者在最后写道:我们分析一个时代时,需要客观和理性。我们要充分地评价、认可它所做的贡献,对于它遗留的教训,也要充分汲取。这才是我们谈大明之亡的意义……
——力 2025年6月25日 乙巳年六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