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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1580 年之后，监督乡试的主、副考官都是由礼部指派的外来进士担任，所以地方精英想要影响乡试结果是越来越难了。这些考官中很多都直接来自朝廷各部或是翰林院，如果没有关系很近的亲戚或朋友的话，地方考生几乎无法接近这些考官

鲁迅（周树人， 1881—1936 ）的祖父周福清是翰林学士，也是绍兴周家第一位极具声望的学者， 1893 年他因为试图行贿一名被派往监考浙江省会试的考官而被捕。

无独有偶，虽然可能官阶略低，但是著名画家董其昌在任湖广提学副使时，也在 1605 年主持地方考试时遭遇了考生示威。虽然最后的调查免除了他的嫌疑，但是董其昌之后还是辞官回家，过了 17 年的退休生活

自唐代以来，科举考试的一些礼仪惯习渐渐深入朝廷的派系斗争之中。很多庆祝考生成为进士的庆典仪式，很自然地使得考生和他们的考官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同盟，以至于朝廷的党争更趋恶化，而这也正是以选贤用能为目的的科举考试一直宣称要避免的

甚至那些对科举制持褒扬态度的人，也看到了此制度可改进提升的空间。邱濬（ 1421—1495 ）和王鏊（ 1450—1524 ）都认同科举制和程朱理学经典，但是他们也认为经学学习中的考试专精化对经学研究是有害的。他们两人都认为策问在科举考试中的权重应该增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明代中期的王鏊就是因其教科书般的制艺八股文写作而闻名（参见第七章），但他也认为科举太过注重以经义为核心的八股文，这种考试方式满足了考官的要求，但并没什么经世致用的功能。 关于科举考试重心的讨论在明末达到令人震惊的严重程度：就在明朝灭亡之前，一些文士甚至发出了废除整个科举选拔体制的呼声。

河南巡抚的变革呼吁，是建立在明末法律和社会秩序几近崩溃、明廷需要新一代有才具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的前提下的。他建议皇帝暂时停止科举。如果保举制也无法为明廷贡献更多人才，再重新施行科举制。如果保举制起作用的话，科举制则应彻底废除。

陈在奏折中指出了明代制度的三大“病根”： 1. 科目取士是最根本的病灶所在。这样的考试制度选出的是德才都堪称“纸上空谈”的人； 2. 僵化地仰仗进士资格来选任官员，使得有才能的人不得其任。明初时，贡士和秀才都可出任高层官员，但嘉靖朝之后，只有进士才能出任朝廷重要的职位； 3. 推官、知县等官员职能重叠，地方上冗员无数。

明末朝廷对科举制度的捍卫，不动声色之间就将诸如陈启新这种低级官员挡在了富贵大门之外。最终，崇祯帝因没有采纳陈启新的意见，而被百官称赞为“窥破启新之假骗”。

使明廷在 1644 年覆亡的农民起义军中的很多领袖，本身就是在明末屡试不第的考生。

黄淳耀强调经义文的考查目的在于考较考生是否理解了经术（儒家经典中的统治之术）。不幸的是，经义文最后多半变成了“无益之空言”，只能让考生们在文体形式上“劳精神”。黄淳耀建议科举每次考试的第一场八股文的数量应从 7 篇减为 5 篇。考官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乡试、会试中的第二、第三场考试上。尤其是第三场考试中的史、判、策三论，应优先得到考官的重视。

1800 年之后，朝廷试图扭转科场舞弊大趋势的大部分努力都宣告失败，朝廷越来越依靠捐卖生员资格以在地方筹措军费，这也无疑激化了生员人数的泛滥。朝廷一边捐卖生员资格，一边又冠冕堂皇地大谈科举的公正性和道德性，这种做法对于抵制科举捐卖的人士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衙门科场内考生与考官之间的贪腐行为，被合法的科举功名买卖所取代。道光年间，之前被认为是科场舞弊的很多行为，在捐卖筹饷的政局骚动中也被合法化了。

清初，大部分学政的人选都来自六部和都察院。而到了康熙朝 1684 年，挑选翰林学士出任学政开始成为常例。雍正帝更是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一制度，以便让皇权的影响力直接下达到地方的教育和考试体系之中。通过选派翰林出任教育官员，雍正帝试图通过省一级学政来推行其旨在控制地方生员的改革政策

针对罢考抗议事件， 1734 年朝廷在诏书中认为地方生员胆敢用罢考来抵制朝廷对他们科场行为的监管，已然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雍正帝在上谕中说，科举本是为国家量才取士，生员罢考的行为是对朝廷这种恩赐的背叛。考生如有不满，可以向相应的官员陈述意见，而不能利用科举来发动抗议。雍正帝下令，河南因私心之忿而罢考的考生，也不准参加之后的科举考试。此外，如果有人像 1733 年河南事件这样聚众联合罢考，该地区的科举、武举将停止举行。任何煽动考生罢考的教育官员也将免职

想要对这种教育体制及其运作方式的历史意义给予一个中肯的评价，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社会文化向度的研究，学者们不能将晚期帝制中国的文官选拔机器当成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