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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自 1385 年始，一部分名次最高的进士才可以进入翰林院， 1404 年朱棣挑选了 29 名进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身份，之后再授各种官职，这一做法就此被确定下来。
翰林院是晚期帝制中国最具声望的学术机构，它是最高等级的官僚人选在任职前学习和历练的地方。翰林院使得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耀满身的考生得以进入明、清政治领域的中心地带。
翰林学士和庶吉士并非位于政治边缘的驰于空想的士大夫。他们对于会试、殿试即将金榜题名的进士考生的评判意见，非常之重要。他们不仅是皇帝和内廷的耳目，而且注定会成为帝国位高权重的官僚。渐渐的，翰林院成为进士们重要的进身之阶，它成为在朝堂上具有政治影响力、通过科举制度走向官僚体系巅峰的必经之路，被礼部点为翰林的人也将变得极具文化影响力。
官修《明史》的编纂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1646年之后，会试、殿试的前几名一经揭晓，就可以进入翰林院。
直到 18 世纪之前，位于帝国政治心脏近处的翰林院，一直作为内廷与官僚体系间紧密合作的机构发挥着作用。但 18 世纪之后清朝设立军机处，内廷不再受翰林院和礼部的直接影响。
无论如何，他们在翰林院的三年，都使他们成了进士中的精英。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学者群体，明、清两朝那些最重要职位的任职者，都将在他们之中产生。
无论如何，他们在翰林院的三年，都使他们成了进士中的精英。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学者群体，明、清两朝那些最重要职位的任职者，都将在他们之中产生。
1651 年，清廷还为满军旗的考生设立了区别于汉军旗的特别考试。那些不懂文言文的满人考生可以以清文答卷。在康熙朝，这些特别考试被正式纳入科举体系，成了省一级的“翻译乡试”，满人可以选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答卷。（这样的特权于 1735 年延伸到了蒙古人）接着 1697 年，满室宗亲被鼓励和其他满人一同去参加科举考试。
1688 年，杭州的一名汉人考生凌绍雯在殿试中用满汉两种文字答题，之后因其双语能力，进入翰林院成为编修。即使如此，凌也只能在二甲进士中居于末席。
通过了解明、清两代科举制，我们得以发现生命力持久的科举制是如何将儒家道学的经典教谕当成首要教育方针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精英的流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人数稀少的进士群体的社会声望与日俱增， 1580 年后他们垄断了帝国上层官僚体系的职位，其社会地位完全超过了那些仅仅通过了乡试和地方考试的举人和生员，遑论数以百万计的县级考试中的秀才。进士们的社会优势地位意味着，文士与宫廷之间的协作关系在 1600 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局限在一个排他性极强的文士群体之中，而这一文士群体通常来自最富裕的家庭和兴盛的宗族。
清代进士身份所带来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宋代，因为到了 18 世纪，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只有 1% 的人得以通过乡试再去竞争名额更为有限的进士。越来越多的文士不得不面对科举考试的失败，而这样的失败也催生了很多针对科举体制的反抗形式。
元代结束之后，对于统治者来说，科举并非一个理所当然的取士选择，彼时科举在官员选拔的诸多途径中，既不占据统治地位，也并未被广泛推行。但是明廷非常自觉地将这一套受宋代启发的科举制度重新施行，并推广到帝国各地的考场中。而政治力量和文化恐惧促使汉人和他们的满族统治者都表达了对于那个特殊的古老时代的认同，那时帝国秩序是由圣人来维护的，他们尊奉道学，并将其当作代表经学知识和官僚精英行为根源的文化秩序。
统治者可以将他的精英们转变为供其驱策的政治服务群体，虽然最终两者间更多是合作关系。
晚期帝制王朝权力的局限在科举体系运转的问题上显露无遗。考官群体也产生了种种针对帝制特权的抵抗形式，而在考生中，不断蔓延的不满和腐败、作弊等行为逐渐战胜了考官们原本通过儒家经典为国量才取士的高尚目的。考场变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既有王朝的政治利益，也有精英们的社会利益，同时还有儒家道学的文化理想，这些势力的互相绞杀，最终形成了非理论所能想象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实践。
汉人考生的真实焦虑，他们害怕自己落第而只能成为“不开化”世界中的一员。它同时也掩饰了晚期帝制中国中数百万考生心中的个人焦虑，他们每两三年就要再次加入地方考试、乡试、会试考场的人流之中。这种焦虑无法通过考试竞争的结果得到释放，因为在最终证明自身胜任未来的仕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大部分考生甚至无法通过帝国各县、州、府的院考。对很多考生来说，能取得可以享受减免税赋和司法特权的生员身份，就已经相对满足了。
三场考试中，每一场考生都有两个整天来完成文章。一般而言，他们会用草书和行书先打草稿，然后再以正楷誊写到试纸上。一些考生早早就写完了文章，而另一些则要奋战到最后一刻，如果他们自己没带蜡烛的话，甚至会跟考场官方索要一根，以便挑灯夜战
明代乡试和会试也对文章的长度做出了限制。明初科考出题是基于四书，要求考生作一篇至少 200 字的短文。而阐释五经中某经的经义文，其标准则是作一篇至少 300 字的短文。然而随着考生数量的增加，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卷和评定的压力也陡增，因此无论是考生还是考官，都不可避免地将作文和阅卷的注意力更多分配在第一场考试上。于是 1475 年后，考生论述四书五经要义的八股文写作的好坏，就成了整个科举考试的评判基准，而八股文也因此而恶名昭彰
无休无止的为保留住生员身份的院试、管控严苛的监考流程，以及永不停息的考评发榜，所有这些在整个帝国中各负其责，将数百万名考生和数千名监考官动员进了考场，科举就是一套强制技术，将第一眼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个体对象化（ objectified ）为原子化的考生（ atomized candidates ）。他们都无名却也欣然地在这场科考中互相竞争。他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份份匿名的试卷。科场内的一系列程序暂时抹去了他们的姓名、家庭和社会等级，在考官的眼中，他们被假定为地位平等的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