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哥照顾病人比女人还细心。”爱姐这么介绍。
在我们的满怀期望中，老董来了。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和弟弟面面相觑——他身高不到一米六，又瘦又小。
尽管心里凉了半截，但被爱姐之前的赞美所鼓舞，我们还是留用了他。
“小董挺细心的。”爸爸口齿不太清晰地说。
我们高兴了不到两周，事情又起了波澜——老董提出加工资，否则他就不干了。我们没同意，妈妈每天上千元的治疗费，两个护工的工资，成箱买的尿不湿等日用消耗品，已经如山一样压在我们身上。老董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当下收拾行李二话不说就走了。走之前，把放在鞋柜上的几个一块钱硬币摸来握在手里，说坐公交车用。
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又找了三个护工，撑到了过年，爸爸又没有护工照顾了。此时爸爸的褥疮犯了，于是我们便把爸爸送往医院，又协调医生安排爸爸妈妈住在了一个病房。在妈妈生病快三个月的时候，爸爸终于见到了妈妈。爸爸喜极而泣，面部懵懂的妈妈，却伸出手去拉爸爸的手。这一刻，爱姐也和我们一样流下了泪水。
爸爸身边一刻也缺不了人，无奈之下，我和从北京回来的妹妹商量后，主动和爱姐提出：“再让董大哥来吧。按日结算，你把工资价格告诉他，愿意的话就来。”
爱姐高兴地答应了，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大哥，又来活了，还是易大叔家，每天一结……”
老董很快来了。尽管走时弄得不愉快，但再见面彼此还是挺客气。老董投入到工作中，他个子太小了，抱爸爸时，得搬来一个凳子，站在上面。看着他费力的背影，我心里满是同情。
然而不到第三天，我们又觉得他挺可恶了。
那一天，他冷不丁向我们发问：“这都好几天了，每天给我多少工资？”
“不是一百五吗？那天爱姐不是打电话和你说了吗？”我和妹妹感到奇怪。
“给你多少？”董大哥转向爱姐。
“一百七。”爱姐讪讪地说。
“凭什么给你的多？”
爱姐张了张嘴，却又什么也没说。
“爱姐是月结，你是日结，当初不是说好了吗？”我气愤地说。
“你们不要再演双簧了。”性急的妹妹脱口而出。
爱姐的脸腾地红了。
老董再一次与我们不欢而散。爱姐也提出来，过年她要回家看望父母，然后也走了。
由于弟弟回了县城的家，春节的头几天，由我和妹妹在医院照顾父母，晚上则两人轮流在病房里值班。轮到我的那天晚上，我在爸爸和妈妈的病床间来回穿梭，一直到了后半夜，才一头倒在折叠椅上。第二天，当妹妹带了饭菜来到医院时，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妹妹一摸我的额头：“姐，你发烧了。”
“妹妹，过年好。”爱姐来电话了，我和妹妹像在悬崖边的人抱到一棵大树，顿时踏实了。
春节的最后一天，万般无奈之际，在征得爸爸同意后，我们只好把爸爸送到了养老院。
爱姐也赶了过来。从此，爱姐便一直留在妈妈身边。在长达十个月的康复治疗期间，她一直陪着妈妈在医院冲锋陷阵。
曾经因不熟悉而产生的误解，在爱姐回来的第一天便消弭于无形。我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妈妈身上。
在与爱姐接触的日日夜夜里，我这个从学校到单位的社会“小白”，跟着她见识了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每天我都要去给妈妈送饭，每次去都有故事看和听。
那天，我们把妈妈从神经外科转到康复科，在进病房时，遇到了一个泼妇。
我们推着躺在移动病床上的妈妈，刚进病房，一个正在打吊瓶的浓装艳抹的中年女人板着脸说：“我还没打完针，你们先出去！”
我们一看此人不善，赶紧退出，把床停在过道靠墙处，再请医生过去交涉。过了一会儿，就听走廊里传来那个女人的嚷嚷声，从她快如机关枪的话语里，我很快明白她的意思了：责怪医生把一个卧床的病人安排在她的病房。人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医院院长是她什么亲戚的同学呢！
走廊很快聚集了病人家属，大家都在看着那个女人的表演。我和爱姐护着妈妈，离那个聒噪的女人远远的。
在医生的协调下，我们搬到了斜对面的一个病房。一位正在打针的大哥朝我们笑笑。
第二天，我又去医院时，爱姐告诉我，那个女人在经过妈妈的病房时，站在门口用了极恶毒的话骂了一阵。在她骂的时候，爱姐用手捂着妈妈的耳朵。所幸，那个女人已经办了出院手续滚蛋了。
所有坏的，都成为好的开始。这个美好的愿望，竟然变成了现实。同病房里的那位大哥，且称呼他为郝大哥吧，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在送妈妈去做康复时，最困难的一个步骤是把妈妈从病床移到治疗床，每次郝大哥都主动过来帮忙。他还传授给我一些护理方法，我很奇怪他怎么懂这些，他说老父亲生病时自己在医院伺候了好几个月。
听到这儿，我在心里便有点希望他能来照顾爸爸。进一步打听，原来郝大哥有工作，他在村办工厂干着木工。木工？我又燃烧起了希望。
爱姐与我不谋而和，她说：“你懂护理，又有耐心，干护工多好，保准比你干木工拿得多。”
郝大哥只是笑笑，并未说话。他出院时，爱姐留了他的电话。
我们都没有想到，后续爱姐为一个朋友所做的好事，给了郝大哥重重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