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行易
傩文化应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种共生现象，它们最早都出现在亚洲，在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西方的两河流域（西亚）和东方的上古湖湘地区（东亚）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痕迹。
傩文化的诞生同原始生殖崇拜有关，应源于原始人类对始祖的崇拜和对氏族繁衍的企盼，不出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
上面的图一为两河流域戈贝克里祭祀区的生殖祟拜雕塑，可见其男根崇拜十分明显。这是迄今为止两河流域所发掘的最早的人面与生殖崇拜造像，距今约1万年前，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向晚期过渡时期。
图二、图三上的无头人体泥塑与抹泥人头骨，分别发掘于两河流域北部的萨约吕遗址和艾尹-旮扎勒遗址，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8400年至10500年。从无头泥塑及与身体分离的抹泥人头骨，我们或已可看出对人头或人面的崇拜，但我们不能据此便说以生殖崇拜为原始内涵的傩文化源自两河流域。因在相同的时期，也是1万年前（据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郭伟民所长有关断代），湖南洞庭湖平原的彭头山·八十垱遗址的石吊坠上出现了两个作为氏族标识的“X”符号，这种十字符号在国际文化人类学界被公认为是一个标准的生殖崇拜符号。
显然，这个高度抽象的生殖崇拜符号比具像的生殖崇拜造像要晚，而它出现在与戈贝克里祭祀区那个具像造像相同时期，可见在其前面还应有更早的具像造像，只是尚未发现而已。这些更早的具像造像很有可能就隐埋或已腐烂于洞庭湖平原的淤泥之下。
图四上的女性塑像出现在两河流域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萨腊卜遗址，距今约8600年至7800年。这种塑像都没有头部，只是用一个柱状代表，称为“花梗式”头像，从其对女性自然生育特征的夸张看，其原始生殖崇拜内涵亦很明显。
而与此同时，也是距今7800年前，在东亚，在中国湖南雪峰山地区的白陶上，却出现了有头无身的兽面图像。见图五至图八。
这些兽面我称之为熊面，他们与伏羲、黄帝、大禹的熊图腾有关，可理解为人面。关于这些图像即始祖人面，我将另有充分的证据论述，兹不赘述。这些熊面上的生殖崇拜内涵也是很明显的：有圆形中的十字符号，甚至还有后来甲骨文中的儿子的子字形。
这种有头无身的神像至今还在中国南方地区民间巫傩文化中承传，叫傩公、傩母，或称东山老公、南山圣母。图九至图十二就是这对神像。
其实这对神像就是上古传说伏羲女娲造像的后现代版。图十三这种东汉时期出现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造像，隐喻的也应是这个早期人类文化母题。
在7800年前的西亚两河流域和东亚中国湖湘地区，人类在大迁徙的途中于这两大文化单元到底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世界的交际和碰撞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至少在考古学上还找不到两地于当时有这类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明显证据。但人类作为出自同一祖先的同一个物种，于同期在两地出现这种同一文化分叉发展的状况，其中是应有联系的。我现在还只能把它理解为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所保留下来的一种共同文化记忆在分单元生活后的不同择向发展(两河流域侧重于人身，湖南雪峰山地区侧重于人头)，很难说谁是谁的源头。
但从汉字造字所保留的人类早期文化信息来看，说傩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南方湖湘地区，却是可以成立的。傩字由人与鸟组成，从隹，与鸟有关。图十四中雪峰山高庙遗址出土人面(熊面獠牙)的伴生图案即张翅奋飞的鸟，考古界将其释为凤。这种人面(熊面)与张翅鸟紧密结合的造像，后来在东西方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都有所见，虽然类型多样，但我想它们应来自同一个观念源头。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这个观念的原始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无疑是全球傩文化的一块基石。
特別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龙凤母题和中国哲学中的“一元”“太一”观念的源头也可能在此，这是很令人惊诧的。图十五是《鄂君启舟节》上一个[上羽下能]的字，读能，能的本义是熊，而能与龙上古音相近，二字可通。据郭店楚简《五行》简一六，这个[上羽下能]的字便是“能（熊、龙）”，其义为“一”。毫无疑义，这个上有羽的能字，就是高庙“飞熊（龙）”图像的文字版。
傩文化起源于中国南方雪峰山地区，还可以在洞庭湖平原澧县出土的我国最早的距今约6000年前的木制标准傩面来相印证，见图十六。直得强调的是，雪峰山高庙文化正是于此时向洞庭湖澧县城头山迁移，覆盖了整个城头山文化。
这个傩面是东亚大陆乃至全球目前已知最早的木制傩面，而后这种木制傩面伴随着人类蹁跹起舞，数千年来，在东西方不同时空里溢彩流光，至今仍活在东亚大陆南方的梅山文化和全球萨满文化中。如图十七至图十九，便是来自远古时空的我们祖先的生活画面，它们依然是如此感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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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十七至图十九引自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