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这个节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断然不会出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感情表达上要隐晦的基调，更何况是子女对严父。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又有“严师如父”，所以父亲这个角色在儒家文化里是要求“严厉”的。严厉某种程度上是与慈爱相对。但父亲毕竟是有爱的，要严厉，这爱便被刻意隐藏起来。

朱自清的《背影》之所以能感动千万读者，屡诵不厌，不是因为文中藏了作为儿子的朱自清对于父亲的情感，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淳朴的父爱。这父爱不是用言语说出来的，而是用细微的一举一动再现出来的。父爱更多的是掩映在行为上，而不是挂在嘴上。

父爱是这般隐晦，造成了子女对父亲的感情也是隐晦的。

不得不说，受商业利益的推动，脱胎于西方文化的节日在中国越来越盛行，比如父亲节。这样的节日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开放就意味着文化撞击，撞击便会产生摩擦。

传统文化强调，子女要孝敬父母，孝与敬，是两回事，“孝”字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即孝顺；敬便是尊敬。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孝顺父母不仅仅是衣食上的赡养，还要真正尊敬父母，不然与养狗养马没啥区别。

无论孔圣人对孝道如何阐释，都是在告诉弟子，行动胜于言语。他老人家不喜欢太多的言语，重视实际行动，诸如“爸爸，您辛苦了”，抑或“爸爸，我爱您”这样的话，他是断然不会提倡的。

但西方文化不同，提倡的是表达爱。父亲节在西方也受着商业利益的驱动，有人便批评国人盲目跟风，痛斥做子女的平日里疏于问候父母衣食，缺乏敬爱父母之心，却在这个西方的节日里虚张声势地夸耀自己送给父亲的礼物。

如果只是夸耀礼物，自然不可取。又如果只是在朋友圈发一段不痛不痒的话，在别人面前说着对父亲的感谢，自然也不可取。爱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爱的人感受的。

但这一天如能给予子女一个敞开心扉真正回报父爱的机会，又何尝不可取？假如，你拿着一件礼物——无论什么样的礼物，捧在父亲面前，郑重其事地说一句“爸爸，感谢您的养育之恩”，相信即便是再严厉的父亲，也会热泪盈眶。

毕竟，没有什么会比儿女的体谅和理解更能令父母欣慰，父爱更是如此。即便父亲向来不善于表达爱，但并不代表他不渴望子女对父爱的理解。

常常看到在婚礼上，作为父亲的男人将女儿亲手交付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中时，那一刻，他的脸上总是有挂不住的失落，强忍着就快夺眶而出的泪。内心的爱有多深，脸上的失落就有多沉。

父爱也是需要理解的，既如此，又何必纠结于节日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节日本身只是一个日子，而节日的意义才是值得称道的。

其实，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当时的上海各界名士联名请求上海市政府转呈国民政府，将8月8日定为父亲节，意在纪念战争中牺牲的爸爸们，国民政府通过了这一请求。八月八日，是“爸爸”的谐音，而两个“八”字重叠变形便是“父”，更契合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如果非要在节日本身的中西上纠结，未尝不能将8月8日定为父亲节，这样更具中国文化特色。传统文化要继承，更需要引领。但过多地用条条框框来评判，只会适得其反。

设立这样的节日，并不是要迎合大众，而是给爱一个表达的机会。如今，社会节奏之快超乎想象，“父母在，不远游”更是不可能之举。若在平日里，当你被形形色色的人事裹挟着，被匆匆忙忙的时间推动着，很难有机会也很难有心境去表达对父母的感谢。

2006年，父亲送我上大学，那是我，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办完入学报到的事宜之后，我便带着他在学校逛了逛。吃过晚饭，已经九点多，父亲便离开学校去他入住的旅馆。那是一个小旅馆，就在黄岛汽车站对面。寝室十一点熄灯，我和舍友都已经入睡，却被轻轻叩击的敲门声惊醒。等开了门，竟然发现是父亲。他在门外对我说，找不到旅馆了。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连说话都带着难为情与歉意。我送他去旅馆，走在无人的街道上，踏着路灯投下来的昏黄，只有影子与我们为伴。

那一刻，我在想，这一个多小时里，当父亲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转悠却始终找不到旅馆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找我？当时，我并不理解，可后来，我才深深体会到，如若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他是绝不会给我添麻烦的。

这些记忆从来都在脑海中，只是未曾被唤醒。从这一点来说，节日也是提醒，为了唤起我们记忆中父母曾经让我们感动的那些事，那些瞬间。唤醒是为了感悟，只有感悟了才会去回报。

毕竟，如果连父母施予我们的爱都忘记了，又如何能去爱他们，又如何能做到孔子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