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抵昆明时，天将擦黑。
匆忙赶往酒店入住，天完全黑了。幸好是住在翠湖边上，我们一行人跟着领队渔夫和蛮书老师，开始了这趟行程的热身。
目的地就是现在的翠湖公园。翠湖原来是滇池一部分，曾经名为菜海子，然而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昆明自来水厂的泵房。月色下的翠湖显得十分安静，而四周的彩色灯光又带来与白天不一样的热闹。透过泵房的门玻璃，我们看到乌亮的抽水电泵，心中感慨万千，经历了一百一十年，机器也相当完好。
明亮的路灯下，蛮书告诉我们，早在滇越铁路开通之前，昆明的进步民族企业家争取到了建设水电站的政府批准，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了发电机组。铁路通车的当年，机器就运到，在技术专家及施工工程师及安装工人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两年就在昆明的西郊石龙坝上完工了。1912年，昆明亮起了灯泡。
新冠之后，大学校园不能随便进了，路过云南大学的正门，蛮书便提到了这趟行程绕不开的话题——西南联大。可惜没能去云南师范大学亲眼看看联大的纪念馆。
整趟旅行，看到与西南联大的教学楼有关的虽然只有两处，分别为蒙自分校的旧址和红河州的文学院及女生宿舍，但脑海中翻腾不断的是近九十年前真正影响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迁校历史。
清末，国门开启。甲午海战的惨败，让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了我们封建帝国落后愚昧的一面。于是，科学救国，文化兴邦成了那时的主旋律。而唯一可改变的根本之道，非从教育入手不可。
绍兴人蔡元培便是那个时候的领军人物，他积极倡导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成为北京大学掌舵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第一批学业优良的考生考取了公费留洋资格（庚子赔款留学生），不少人选择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工以及机械类专科，取得学位回国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志愿为落后的祖国培养新一代的实用人才。首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回国后就在清华任教，至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当年的演说至今都犹在耳边回响，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强调，大学教育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在辛亥革命后二十多年里，虽有军阀混战，然学习西方科学，自立图强的精神先在那批大师们心中树立了。苦难的中华民族刚推翻了封建帝制，尚未从积弱积贫中走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入了东北。以彼时的国力，尚不能与强盛的日本抗衡。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寇炸毁了天津南开大学，清华和北大也岌岌可危。为保存来之不易的学术种子和莘莘学子的一张课桌，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平津三大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决定南迁。
当年的交通可远不如今天，完成这趟行程可谓山高水长，千里迢迢。比如梁思成夫妇等一批教授学者，带着大批书稿等资料还携家带口，从北京至天津、青岛、济南、郑州，水陆兼程地终于到达长沙。我不禁想起钱钟书在《围城》中描述的一路辗转去三闾大学的种种艰辛，即使苦不堪言，亦只能苦笑。
先抵湖南长沙的，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复学。理工等科在城内，文史哲则租了圣经学校在山上，还有大批运输来的书籍实验器具考古文物及宝贵手稿资料等，那批大师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及生命危险，辗转不停，后代的我辈无法想象。
同时，国军将士们拼死抗争，激战不断，然随着国土和城市的不断沦陷，日寇的飞机更骄横妄为地往南及内地上空狂轰烂炸，长沙亦未能幸免。于是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迁徙到更偏远的西南地区，昆明是最终的选择。
去昆明，大批学生与教授们分三波陆续启程。选择的路线分别为：粤汉铁路火车到广州，取道香港，再坐船至海防，最后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朱自清、冯友兰先生带领坐汽车经由广西桂林、柳州和南宁，从友谊关到河内，再转乘滇越线的火车抵昆明。还有就是闻一多先生带领的“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步行一千多公里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历时一个多月，到达昆明。这里的征途，滇越铁路起了重大作用。
今天，我们回望九十年前那段西南联大的历史，由衷地认为是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别说在炮火连天不断迁徙的艰险中，有学生和校工被炸死。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常的教学都没有中断过。这不能不让后辈的我们肃然起敬。
教授们在一路跋山涉水、颠沛流离之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遗失宝贵学术资料。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带着很重的眼疾，却在迁徙途中丢失了宝贵的书籍，痛心疾首却又万般无奈；金岳霖也在一次躲避空袭的时候不慎丢失了手稿；刘文典的四箱图书手稿也在香港丢失。林徽因饱受病苦，在简陋的床上坚持整理建筑学手稿；考古学家李济的两个女儿于花季之年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因病夭折……
然而，就是在抗日的烽火岁月，更大地激励起这些师生们的民族精神，老师们坚持教学，学生们也不因炮火而中断学习。这些研究学术的种子就在如此的艰难条件下慢慢地在西南边陲地区生根。西南联大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批卓越的人才，不愧是奇迹。这须感谢三位迁校并管理校务的大功臣，他们分别是蒋梦麟（北京大学）、梅贻琦（清华大学）和张伯苓（南开大学）三位先生。
他们是原这三所大学的校长，战时绝不愿在沦陷区为日寇做事，克服极大的困难，解决校舍、课程、招考、毕业、学术研究、著书和师生生活等问题，教学得以在迁徙和变化中不曾中断。克服物价飞涨、材料奇缺，经济窘迫困顿，还要常常躲避空袭警报，以免被炸弹投中……
当我们在碧色寨站的时候，当我们在微黯的夜色里沿南湖（蒙自）漫步的时候，当我们走到联大蒙自分校旧址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地想起当年的年轻学生们和教授们，也曾在此散步作诗，思念家乡，忧虑民族的未来。而彼时的滇越铁路，承载了他们无数次的往返。因为要躲避炮火的袭击，学校师生被迫暂借宜良等地村庄、寺庙来上课。还有四川的叙永分校、板栗坳的李庄……受尽颠沛流离之苦。
战乱中几近流离失所的教授们，未改其志，初心不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英美中苏共同向日本宣战。中国远征军在滇缅线上同日军作战，当时亦有西南联大的学生参军，主要是派驻各处的通讯兵，负责各类电报和军事指令的翻译沟通，年轻的学生许渊冲也是其中之一，还有梅贻琦先生的一双儿女分别参军，为飞虎队做翻译。很多年轻人在撤离野人谷时牺牲，而年轻的教师查良铮是亲历这次生死的，他只愿以诗来表达内心的所有。
抗战胜利之后，张、梅、蒋三位先生又着手准备复校回归计划。可以说历时八年多的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光辉时刻，尽管面临着国破山河沦陷的悲苦，却是人才辈出。联大在云南的时光，也为当地的学子们带去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的思想，联大的师生在昆明创办了小学堂、中学、女子学校、师范学院，为自由学术、培养人才打好了基础。离开昆明时，很多当地年轻人尤其是听过师生讲课的职业学校学生，很是不舍，依依惜别。
斗转星移的今天，中国哪里都能堂堂地安放下学子的课桌，有些条件还好得不得了，而大师们却早已远去，连同他们的思想、魅力、操守和情怀。
当我看到伙伴们拍来的滇越铁路人字桥上的照片时，心潮澎湃。想到联大当年的大师教授或学生们，都曾带着满腹学识和报效祖国的心志，往返于这条铁路，想通过传播知识、民主和科学，强大祖国来打退日本侵略者。并坚信终有一天会成功。
有关西南联大的一段历史、部分资料及珍贵文物都分别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及北京大学等处保存，如果我们有幸看到，该由衷感念前辈们留存的宝贵精神财富，默默鞭策自己向他们的理想走近一步、再走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