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目前只有“独轮马车在路上跑”
华夏文明所记录的古代帝王一统文明“三皇五帝，九五之尊”等古史体系，被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一摧毁。“古史辨”派提出应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建设信史任务。胡适提出研究中国古史的主张，除文献记载，应该向甲骨文、同考古发现寻找史料。
李玄伯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办法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郭沫若在《古代社会研究》一文中有这样的述言：“没有‘古史辨’运动时对旧古史体系的破坏，就不会有建设新的信史，重建中国上古史任务的提出。没有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由域外传入，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
然而，依靠现代考古学这架“独轮马车”又如何能重建中国上古史？历史是前人过往的记录，不但记录在“地上资料”，也记录在“地下遗存”。两者完美地认知、互证才能成就信史任务。如今，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的“田野考古遗存”，而抛弃对地上资料的认知，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信史任务靠考古学独立完成了吗？非但没有完成，而是越来越模糊了。
现代考古学见物不见人，落实不了“三皇五帝，九五之尊”本人，如何认证人的文明，人的历史。华夏文明靠仰韶、龙山、二里头等遗址文化来写入地名信史吗？全世界认同“地名”信史吗？世界信史的建立都是以人为本！
华夏文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历史悠久且源远流长。考古学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发现了大量的遗址和文物，从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部分起源和发展脉络。然而，这些考古发现并不能完全重建华夏文明的历史，原因在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
地下遗存与地上资料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地下遗存和地上资料是两大重要的研究对象。地下遗存包括考古挖掘出的遗址、文物、墓葬等，地上资料则主要是古代文献、历史记载和传说。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地下遗存提供了物质证据，展示了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代的重要文字记录，为我们了解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仅仅依靠这些物质证据，无法全面还原古代社会的全貌。
地上资料，特别是历史文献和传说，记录了古代的政治事件、人物活动和文化思想。这些记录虽然有时掺杂着神话和传说，但也是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来源。例如，《史记》、《尚书》、《周易》等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互证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结合，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关键。考古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发现和挖掘遗址和文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发现，验证和补充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例如，殷墟的发掘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商代晚期的记载是可靠的，进一步增强了文献记载的可信度。
然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部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事件和人物，并没有相应的考古证据来支持。例如，有关夏朝的记载在考古学上一直缺乏确凿的证据，导致一些学者质疑夏朝的历史真实性。因此，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是研究古代文明时必须面对的挑战。
现代考古学的局限性
现代考古学在揭示古代文明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物质遗存，而物质遗存只能反映古代社会的部分侧面，无法全面还原历史。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建筑遗址，了解古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对于思想、信仰和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则较为有限。
其次，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有其局限性。尽管现代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如碳十四测年、DNA分析、遥感技术等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这些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碳十四测年法在测定年代时存在一定的误差，而DNA分析只能用于保存状况较好的遗骸，对于一些年代久远、保存条件差的遗骸则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
人的历史与文明
历史的书写应当以人为本，考古学研究不仅要关注物质遗存，更要关注遗存背后的人和社会。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研究古代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古代人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结构。因此，考古学家不仅要研究遗址和文物，更要结合文献记载，探索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人物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古代文明中的重要人物，对于理解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名人，是古代社会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活动和思想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研究商代的盘庚、武丁等君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变革；研究周代的周公、孔子等思想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代的礼乐制度和思想文化。
然而，在考古学中，人物研究常常受到物质证据的限制。例如，尽管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但关于商代具体人物的实物证据仍然较少，这给研究商代历史带来了困难。因此，考古学家需要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结合，尽可能还原古代重要人物的活动和思想。
社会结构与文化
研究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也是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方面。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教信仰、经济活动和文化艺术。例如，殷墟出土的宫殿遗址和墓葬群，展示了商代的政治中心和贵族阶层；出土的甲骨文则记录了商代的占卜活动和宗教仪式，反映了商代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文化。
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通过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器等艺术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平；通过出土的文字记录和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不仅记录了商代的占卜活动，还包括一些诗歌和谚语，展示了商代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生活。
华夏文明的再认识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华夏文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要全面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我们需要结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才能真正重建中国上古史。
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古代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综合研究。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能够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视角。例如，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文献记载，提供对古代事件和人物的背景知识；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实地发掘，提供物质证据和具体的考古数据；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揭示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文献学家可以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