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双景•武汉

黄鹤凌云•长桥飞渡

到武汉的时候是下午，先去了黄鹤楼。

楼是新的。八十年代重修的，混凝土的芯子，外面包着木头的皮。可站在楼上往南望，心思不由得就旧了。长江在脚下横着，灰濛濛的，宽得没边儿。汉江从西北边悄悄汇进来，两股水拧成一股，浩浩荡荡往东去。桥横跨过去，车来车往，小得像甲虫。船在江上慢慢地走，拖出一条白线，半天才散。

有个穿校服的男生趴在栏杆上，一动不动，手里攥着语文书，卷了边。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翻在崔颢那页。他大概刚背完。

“想什么呢？”我问。

他没回头，说：“想崔颢当年是不是也站在这儿，看长江。那时候长江什么样？”

我没答上来。但我想，他大概不是在等一个答案。有些问题，问了就是答了。

楼可以重修，诗还是那首诗。江还是那条江，看江的人，一代一代地换。

从黄鹤楼下来，往东走十几公里，是光谷。

那里的高是另一种高。楼是真的高，玻璃幕墙的，一栋挨一栋，太阳底下亮得晃眼。街上走的都是年轻人，背着电脑包，走路快快的。咖啡馆里有人对着笔记本敲，面摊上有人边吃边讲电话，“闪存”“芯片”“流片”，硬邦邦的词。

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这儿上班，湖北孝感人，在武汉念的大学。他领我进他们公司，换鞋套，过风淋，隔着玻璃看车间。里头人影憧憧，穿着白大褂，像在做手术。

他们在做存储芯片，128层的，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要堆一百多层电路。

“难吗？”我问。

他笑了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有时候加班到凌晨，出来看见‘长江存储’四个字亮着，就觉得还行。”

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指了指远处一片写字楼，“我小时候，我爸带我来黄鹤楼，说那是武汉最高的地方。爬上去累得喘。”

他顿了顿，又说：“现在看，黄鹤楼不高了。”

我没接话。他又说：“但在我心里还是高的。”

回去路上又经过黄鹤楼，灯亮了，勾出楼的轮廓，浮在黑沉沉的天幕上。两江四岸的灯光秀正热闹，光在江面上流。长江看不见，但听得到——那种沉沉的、永不停歇的声音。

第二天清早去了东湖。绿道沿着湖岸弯弯曲曲，晨跑的人三三两两。一个正做拉伸的大姐见我拿着相机，主动搭话：“拍东湖啊？我们武汉人管湖叫‘海子’，阔气。”

她说这话时，湖面正起风，浪头一层一层推过来，还真像海。

户部巷的热干面，芝麻酱浓得拌不开。旁边一个小伙子端碗莲藕汤，烫得龇牙咧嘴，还舍不得放下。莲藕是洪湖的，粉糯，拉丝拉得老长。他说在外地念书四年，最想的就是这一口。

晚上约了那个工程师吃饭。他姓陈，三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不少。

喝了几杯酒，话多起来。他说当年高考完，他爸带他爬黄鹤楼，让他许个愿。他许的是“离开湖北，去远方看看”。后来大学毕业，他真的去了上海，可几年后又回来了。

“上海不好吗？”我问。

“好啊。可那不是我的地方。”他夹了一块藕，“你看这藕，别处也有，就是没有家里的粉。”

他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记下来了。他说：“武汉这地方，大江大湖的，什么都大。风浪大，机会也大。经历过风浪的人，才懂得平常的可贵；造过芯片的人，才懂得时间的分量。”

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能看到黄鹤楼的灯光。一千多年前，崔颢站过的那个地方，灯光还亮着。

走的那天，又去了一次江边。长江大桥底下，有个老人在钓鱼，半天不动一下。旁边一群年轻人在拍短视频，又唱又跳。

他们身后，江水自顾自地流。

（城市文化意象系列散文•一城双景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