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好，却并不太适合当时的北宋社会。
说起王安石变法的手段那真是来势汹汹，简直是一副佛挡杀佛，魔挡杀魔的势头，从王安石写的一首诗可看出一二：“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圣贤不足师。”这是要改天换日的节奏啊，富国强兵的决心是谁都阻止不了的。王安石老大人就是有股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儿，敢做敢当，也因此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哪怕变法失败后，晚年的他还有另一首诗，“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饶各占春。纵被春风吹做雪，绝胜南陌碾作尘。”看前两句还是风花雪月的感觉，后两句却突然转变风格峥嵘毕露，把推行的变法比喻成春花，就算失败我也宁可做过之后失败，也绝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任由时光蹉跎，可见意志之坚定，有种俱往矣我亦独行的气概，十分令人钦佩。
不过在王安石轰轰烈烈变法的过程中，司马光却是多站在他的对立面。后代有人说司马光是保守派，反对变法，这其实是冤枉司马光了。司马光并非因循守旧，而是看到了现实的弊端。例如王安石的新法中为了帮助农民在春耕的时候不至于没有钱买种子，所以立法让官府借贷农民财务，这本是好事，看起来也很惠民。但是实施起来却变成了地方的贪官污吏借着这条规定，无论农民需不需要贷款，都强行把贷款任务摊派下去，而且还收很高的利息，搞得很多本来生活还过得去的农民家破人亡，和官府借贷的钱敢不还吗？直接就被抓起来了。司马光就是看到了王安石的变法虽好，但执行起来根本就无人可用，过去地方政府手里没权还好些，不能危害民众，而给了地方政府那么大的权力后，那些贪官污吏就会把这些本来惠民的政策变成了害民政策了。如果有办法保证地方政府有公正心和强大的执行力的话，这些政策都是好政策。可是如果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话，祸害要比过去还大，明明是好法，却变成了地方官僚鱼肉百姓的盛宴，想监督吗？派去监督的人同流合污，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根本管不了啊。
所以司马光反对这些给地方政府过于放权的法律，认为下面的人根本不可能把事情办好，还不如不折腾。但王安石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法律执行下去，那国家怎么强大？至于能不能执行得下去也要先试试才行，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嘛。其实最主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好去对西夏和辽国打仗，而不是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至少改变百姓的生活是在打完了仗之后再考虑，而不是首要目的。司马光一看，这理念不同没法沟通啊，那我就隐退吧。于是就来了个裸辞，回家编书去了，用了十五年编成了一部400万字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投注心血可见一斑，所以司马光在成书后两年就积劳成疾去世了。与此同时，王安石的变法搞了十多年后，一直熬到老皇帝挂了也没搞出很大成效，虽然国库丰厚了，但仗还是没打赢，民间却更加贫困了。在新皇登基后，司马光被重新请了回来，王安石变法被全面废除，彻底失败。
由此可以看得出司马光比王安石高那么一点点。他们都很爱国，也很想振兴国家，但司马光看到了深层的本质，以目前的情况对于国家的改革无法快速的推倒重建，只能缝缝补补。但王安石在皇帝富国强兵的热切期盼下想快速的收拢财富，不惜对现有的制度推倒重来以获得最大收益，可是却没有能用的人才，结果富国强兵变成了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的保护伞，对现有体系推倒是推倒了，结果却建不起来，最终大败亏输。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差距在哪里呢？想一想司马光那十五年做了什么？编了一部400万字的史书，涵盖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所以司马光的眼界是横跨千年的，再回头看看目前这个大宋王朝，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想让大宋这个王朝逆着历史去发展可能吗？以现有的那些人可能实现民族振兴，驱逐辽夏，复我中华吗？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搜来更多的民脂民膏，也只是养了更多的蛀虫罢了，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国强兵的。
有了历史的高度，可以说司马光是和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一样，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就“小”宋朝了，所以看事情时更加透彻，与其和王安石作义气之争，不如写好一本历史书，让更多后代的人能明事理晓天下。而王安石虽然也很厉害，但终究差了那么一点高度，即使初心再好，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客观环境和条件都不允许，即使再努力也是徒劳的，所以变法没搞成，实在令人惋惜。
从孔子到司马光，正应了孟子所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说观察水的方法就是看其波澜起伏，这话看着有点莫名其妙，这人生道理和水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看一下孔子的一生，司马光的一生，以及任何一位留名青史的伟大人物的一生，会发现无一不是经历过惊涛骇浪、潮起潮落。一个人想要明白事理，只有在这些起伏不定的波澜当中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如果去看人，也要在他们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时才能看清这些人真正的本质，如果没有任何变化，那只是一潭死水，既不能领悟事物的真理，也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孟子的“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说的也是孔子和司马光这种伟人。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伟人，是因为他们就像日月一样，一定会把自己的光芒照向万物的，如果一点光都没有，那还能称伟人吗？能叫君子吗？一定要发光去照耀别人才行，光芒越多，照的人越多，这些人才越伟大。孟子后面的几句就更有意思了“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就是说流水如果要往下流，就一定会把路过的坑填满，不满是不会往下继续流的。孔子遇到的坑就是鲁国了，因为鲁国没治理好，所以到哪个国家都没用，都得不到重用，因为这水卡在鲁国这坑里是流不下去的。
王安石也是遇到了一个大坑，那就是吏治，没有好的人才，这个大坑也是怎么都填不满，所以变法失败了，这水也没流下去。司马光就看得很明白：无人可用，人浮于事这个大坑是根本填不满的，当权者们的思想都有问题，所以啊，绕道走吧。安安静静地做了十五年的编书匠，完成了流传千古的《资治通鉴》，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巨著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历史上能有此丰功伟绩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最后回到朝廷，也没求把坑填满，而是只简单地主张多给农民百姓一些好处，改善点他们的生活也就罢了。比如那些政府放高利贷给农民的新法赶紧废了吧，这就足够了。至于灭夏攻辽？想是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想奢望太多，可能会有更多的负面效果。所以司马光是根本不敢奢求什么一劳永逸改变国家的办法，还是能维持一天算一天吧。
这种思想看起来很消极，但历史证明如果大宋能这样多消极几年可能活得会更长久一些。但可惜的是当时的大宋一直在寻求一劳永逸改变现状的方法，所以才有了非常愚蠢的联合金国灭辽的举动。结果就是本来和辽国一直相安无事地共存了上百年，结果联金灭辽后，自以为占了大便宜的宋国转眼间就被金国所灭。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没有真本事，只想投机取巧，就算得到了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难道就能抵抗金国的铁骑了？只靠这十六州就能复兴国家了吗？软骨头还是软骨头，不是多点地盘骨头就能硬的，光复河山只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黄粱一梦罢了。如果司马光这一批人还活着，想必打死都不可能做出联金灭辽这种蠢事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
而王安石同学虽然才华横溢，也很有能力，但终是因为差了那么一点高度，所以应了孟子最后一句话“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简单点说就是君子虽然很想把事情做好，但如果不能修炼到极高的境界，把一切因果是非全都看穿，那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王安石同学就是虽然自己很聪明，想出了很多革除弊病的方法，很有志于富国强兵这个道，但可惜的是天下只有一个王安石，不可能分身到每一寸土地去实施那些政策。所以善政被贪官污吏实行成了恶政，国库富了，蛀虫却更多了，根本就达不到原来的目的，结果自然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可悲，可叹。
当看尽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这片沧海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当下的世界，只不过是一汪小水洼，一切的变化不过就是小儿科而已，算不得什么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句诗虽然和孟子说的“观于海者难为水”观念很像，但其艺术造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就是诗词和文章的巨大区别。孟子的文章虽好，但只是阐述了一件事情而已，而元稹的诗则是给这件事情赋予了一种生命。
我们经常用“沧海桑田”形容时间的久远，这个成语来自晋代葛洪写的《神仙传》中关于一个长寿神仙麻姑的故事：麻姑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年轻貌美，但她自称已经看过三次东海从海变成桑田，再变海，再变桑田了。从现代地质学研究我们都知道地壳变迁理论，连喜马拉雅山都是从海里面长出来的，但是每一次地壳变迁都是以千万年计算的，所以这东海三次从海洋变成陆地，从陆地又变成海洋，这要多久啊？所以一个“沧海”的形容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写出了海的博大，更在时间上给人亿万年沧桑变化的感觉，更加的伟岸无穷，把有限的空间延伸到了无限的时间当中。
而“曾经”二字就更加凸显出了这种时间上的变化，“曾经”就是“过去经历过”的意思，“曾经沧海”给人的感觉就是经历过亿万年的时间和看过无限博大的海洋，几次变成陆地，又几次变成了海洋，就像麻姑说三见东海变桑田，立刻便有了恢弘博大之感，此时再加上“难为水”，让人如切身感受般觉得有了这样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再看任何水都不会有什么激动不已了。这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便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无限博大，让人感受其中的意境，仿佛自己也经历过亿万年的洗礼和变化，心胸便不由得开始宽广，境界也会不断提高，这就是诗歌可以锻炼人心的伟大之处了。
在此说句题外话，很多人觉得类似葛洪，陶弘景这些古代的道士应该都是唯物主义者才对，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医生，研究各种草药的功效与人类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化学家，用自然界的各种矿物产生的化学反应炼药，还都是大文豪和思想家，留下了很多著作，为什么他们研究的明明都属于唯物的范畴，但是却跑去写了一大堆的神话故事，还煞有介事的描写很多天宫，神仙的故事，怎么从科学家转眼就变成神棍了呢？
很多人都对他们一会儿搞科研，一会儿装神棍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这完全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两种行为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这并不奇怪，想一想葛洪能写出麻姑三见沧海桑田，事实上肯定不是麻姑真的看到了沧海桑田的地壳变迁，而是葛洪自己在遍访名山大川时发现了很多远古海洋化石，从而推断出现在的高山和桑田过去可能是海洋这一客观事实。这一变化无疑是在亿万年中不断演化而来，但是结合那个时代人们的接受能力，你去告诉他们这些高山都是经过亿万年后从海里长出来的，过去很多陆地现在都变成了海洋，估计葛洪就被当作妖言惑众之徒给捉起来了。
先知总是孤独的，明明发现了地壳变迁这一伟大地质现象，但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想想如果陆地和海洋都能互相转化，不就真的成了“翻天覆地”了吗？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巨大灾难啊！这在处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是很容易造成恐慌和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甚至和政治都有很大关系，如果大地和海洋都能互换了，那么改天换日不是也再正常不过了吗？皇帝又哪里有什么权威，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当皇帝，忠君思想虽然有点愚昧，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思想的话，可以想象得出，哪个大臣有了兵权就会造反，谁都想当皇帝玩玩，那才是真的天下大乱永无宁日了。
所以在古人的思想中，社会是越稳定越好，制度是不变的才好，否则很容易引起天下大乱。正是有这种思想存在，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在古代就有可以持续几百年的统一王朝，而且疆域很广，统治人口极多。而在西方国家，即使出现了强有力的君王短时期内用武力打下了大片领土，但无一不是在君主去世后整个帝国便迅速分崩离析，分裂成无数的小国。因为他们的国家只有足够小，整个系统才会趋于稳定，国家才会多持续几代。只有中国的体系才可能出现在庞大的疆域上存活几百年的王朝，这就是过去一直追求稳定思想的来源。无论忠君思想是不是愚昧的，但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存在，也就不会有可以稳定几百年的王朝了。
在这些很复杂的背景下，让人们接受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甚至沧海都能变高山，这无疑是在颠覆社会稳定的根基，肯定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葛洪又很想把这个客观事实记录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就写神话呗，反正写的是神话，又不是真事，这样总可以了吧？所以这些古人写神话或是寓言，很多时候都是在记录一些不能明说的事情，为了逃避一些政治上的风险而找的一些借口，总之这些神话故事的背后都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存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什么迷信啊盲目啊之类的。只是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很多史料都有散失，由于不了解那些神话故事创作的背景，所以便很难理解那些神话故事创作的真实意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