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去云南是迫于生计，没有旅游观光那般兴致盎然，但和游人一样兴奋和期待。
我早就把云南列入此生必到之地，仅仅是三、两件事，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边远省份在我心中便有了缠绕。
第一件事，事关隔壁邻居王泽栋大爷，当过中国远征兵，赴缅甸作战，打仗溃散后逃回湖南。
王大爷受过枪伤，左脚有些跛，夏日的禾场，冬天的火塘，王大爷讲述云南故事，口中尽是凶险和荒蛮：五位溃兵结伴逃回湖南，二位死于途中，穿烂五十八双草鞋，经历八九七十二个日出日落，带一只残腿，一身伤痛回家。
云南在溃兵王大爷眼中，自然没有好印象，我没有从他的口中听出美好，十二、三岁的我，只是记住了云南的遥远和苦难，还有那么一点点神秘莫测。
第二件事，来源七十年代一本崭新的、装帧精美的画册《人民画报》，在我们那时候的小山村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印刷品，我有些爱不释手，忍不住仔细翻看，巧的是，这里一期大量篇幅介绍云南的画册。
画册向我展示了云南的各种美，山水人物，民族风情，图片和配文，勾引起我对这片土地的向往。
第三件事，是湖南祁东的一个朋友。
祁东是湘南一个县份，有色金属之乡，遍地都是矿山，污染十分严重，曾一度看不到一只麻雀，不大适合人类居住，六十年代，毛主席出了个主意，将祁东县一部分人移民到云南种橡胶树，一去就是好几万。这些人都留在了云南，现在都三代人了。
祁东朋友的父母，就是湖南到云南的第一代移民。朋友在云南生云南长，跟随父母回湖南探过几次亲。从朋友口中，我获知了许多云南故事。
一个溃兵，一本画册，一连串朋友口中的云南故事，把我吸引到云南。不因为到云南修桥，也会迟早去云南。
我在云南近四十个月，大部分时间在滇西，文山，蒙自，德宏，保山，大理，临沧，普洱，景洪都驻足过，这些应该是“最云南”的地界。
云南归来，我常常想用文字把云南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但我的云南往事，像是一个玲琅满目杂货铺，无法归置整齐，像一个初学摄影的人，面对美好景色，却不能完成聚焦，眼前一片模糊。我能在脑海里一遍一遍电影似的呈现在云南的经历，却没有能力用语音和文字传递给别人，像是有一大捧有价值的翡翠珠子，却任由它散落，不能用一根金线把它串起来供人欣赏。
我曾经焦虑过，并埋怨自己文字功夫太差，我把这些告诉过一些云南道行很深的朋友，朋友们听了莞尔一笑：正常，正常，莫说你，就连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也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云南。
比如文化，中原文化从来不是云南文化的主流，仅靠可怜的渗透，才得以留存些许血脉，云南信奉山大王文化，吴三桂，龙云，后来的谢富治，白培恩，秦光荣，都是大王或者有大王的影子，土司制度残存到五十年代初，这些土司掌管辖区内生杀大权，没有大王的雷霆手段会翻天，大王管小王，打扑克的人都知道。
滇西残存的老建筑，都有英国和法国的玻璃门窗，民间博物馆里，时常能看到来自欧美的泊来品，云南紧挨英法殖民地，上层社会容易到接触西方文化，我到南甸宣抚司看到一张龚绶的全家福照片，拍摄于一九一O年辛亥革命前，穿着打扮到现在都不过时，西装毕挺，皮鞋锃亮。
各种大小王压制，百姓唯唯诺诺，安于天命，上流社会趋于西化，温文儒雅，淑人君子，和云南人打交道，很少有不适的体验。
又比如山水，云南素有植物王国，花的海洋之称，没有植物的景色是没有灵魂的，植物能制造“惊艳”。用“震撼”描述云南的景色似乎不恰当，用“惊艳”来表达云南景象的观感，有些确切。
又比如老建筑，民居多是白墙黛瓦，照壁、墙壁上绘有宋、明时期的人物和花鸟鱼虫，有侨眷背景的建筑，不会改变中式结构，用彩色玻璃，钢制门窗点缀，用以显现身份，中西合璧却不会给人突兀的感觉。
听了云南朋友的一席话，我有些释然但不免有些失落，看来我在云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获取的云南素材，只能装在菜篮子里，逢人分发一两把，而不能把它做成佳肴端上餐桌，让朋友们大快朵颐。
不过这样也好，我会和王泽栋大爷一样，和朋友相聚的时候，讲一讲我在云南遇到的奇闻异事，应该比他讲的更翔实，更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