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新派上层的模糊态度
相较于几十年前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及他们自救自保、强兵强国；自强强国、富民、富国、强国的思想流变过程观照，维新派以变法、改良而图强救国的政治主张，多少触及到封建体制的核心和本质。
显然，无论维新运动的宗旨，多么救亡爱国，而一旦涉及到政体核心，对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大官僚、这样的官场老江湖来说，他们的态度又无法明确。
他们在洋务运动艰难创业时期，或许已经十分清楚：清廷早该进行政治维新，但他们无能为力；最终还是选择绕道而行。
比如奕訢、李鸿章和北洋新秀张之洞、袁世凯等等上层官僚，就是代表。
维新运动时期，奕訢、李鸿章和袁世凯对待维新的态度，都发生过重要变化。他们的态度，直接导致维新变法的结局。
变法失败之后，奕訢在忧愤中辞世。两年后，八国联军战争期间，李鸿章同样在忧愤与羞辱情绪的双重折磨下，呕血而亡。
张之洞，在辛亥革命之前逝世，他在武昌创建的洋务业绩，为辛亥革命奠定军事基础。
袁世凯在百日变法中左右逢源，后来一跃而成为北洋新贵。
维新运动，以1895年康有为等学人的公车上书开始，以谭嗣同等人的百日变法为高潮，最终以流血牺牲而失败。虽然失败，但这是中国的改革与变法领域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要而言之：如果说，洋务运动多少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而让中国仕人对国学的用途有所质疑；那么，就可以说：维新运动已涉及到封建政体的核心、而使中国仕人对当局政体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维新运动的失败，为之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并创造因由。
二、维新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某种新颖思想的诞生，首先有其社会思潮做为基础和土壤。19世纪末，世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市场；以及甲午战败、马关之辱，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层民众从不同领域，把所谓反帝救国社会运动推向高潮。
如此以来，客观上也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其次，某种新颖思想的形成，还应该有其物质基础即经济基础做为依靠。
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济领域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
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和进步官僚普遍认为，兴办并发展实业，就是爱国自救。
在进步官僚的倡议和带动下，清廷解除厂禁。从而，使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都得到一定改善。
简而言之：既然外国列强都能在中国投资、兴办工商业，何必还要对本国民众行禁？同样是爱国救亡，既然官员能够兴办洋务工厂，为何民众就不能兴办？等等。
加之世界发达各国的资本输出，使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客观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或扩大了市场。
同时，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提供了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技术和经验。
从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兴起实业救国运动的性质观照，应该是前面洋务运动的继续、扩展和深入。
以上因素，都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资本经济得到较好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形成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某种新颖思想的形成、进步和趋于成熟，还有其文化渊源做为基础。
从文化发展史观照，近代维新思想的变法与改良主张，就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进一步转型。并且，较之从前已经触及到封建体制的本质与核心。
在实业救国运动实践中，清政府解除厂禁。其进步意义，更在于促进近代平等、民权等文明概念萌芽的初步形成。可喜可贺：这又是近代中国文明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从侧面来说，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列强和日本近代海军的枪炮，才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一大步。
正如后来鲁迅先生所断：倘没有重重的鞭子抽在身上，沉睡的中国就不会醒来。
三、严复维新理论的启蒙
洋务运动早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展以来，洋务派为了生产实践的需要，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机械制造工艺和自然科学知识，并逐渐从工艺、科技、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深入，陆续把西方文明和进步文化中的新观念带入中国。
但是，直到甲午战争前后，除了机械制造工艺之外，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所引进的零碎新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之学嫁接之后所形成的片面理论，并不成体系；更缺乏说服人的理论依据。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爱国思想支配下的变法强国运动，缺乏先进的、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为指导。
如此现状，让有志于救亡、变法、改良、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十分苦恼。
他们艰难地从有限的西学资料中，为自己的救亡强国主张，寻求理论依据。
直到1895至1898的三年间，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的出现和正式出版，正好填补这一空白。对当时苦恼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说，犹如大旱之见甘霖。严复和他译著的《天演论》，堪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及时雨。
少年时代的严复，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来被清廷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接受西方文明文化的高等教育。
在英国留学的几年间，严复涉猎了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典籍，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征和异同。严复的中学造诣和西学知识储备，均十分精深。
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部分精华。他翻译之时，附加按注并有意取舍，以与之相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主导，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变”的思想精华。
严复译著之时投入大量心血，尤其推崇老子、王弼等道家的天人关系论，抨击儒家学说和宋明理学的糟粕，阐发自己独特的社会进化思想；以激励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进化、变革、维新中图存自强。
严复按照自己的认识，有序地把生物进化规律与社会进化思想统一起来。他认为，生物和社会的进化，都是自然衍生、自然演化的结果，故而取名为《天演论》。
以《天演论》的内容精华观照，它并非完全是一部直译著作。里面也包含严复自己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成体系的探索和认识。
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把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用进废退的思想做了修订，掺合国学中积极有益的经世思想和变革思想，站在爱国救亡图存的立场大声疾呼：如果中国再不变法图强、再不改良维新，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命运。
严复此论一出，立刻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具有振聋发聩之功。
康有为读罢《天演论》，称严复是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并把严复的社会演化论思想，做为建立自己维新理论的依据。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对严复和《天演论》大加赞赏，并引用在自己的学说中大做文章。
一时，严复引进的社会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良图强、变法维新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尤其是严复后来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更显深刻。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代古圣贤所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严复认为：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维新运动和其后的革命运动，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观照，严复此论，更是对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探索，也是其变法改良思想的方法论理论之体现。
因此，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一面大声疾呼变法维新，一面却在维新变法的实践中，抱以消极态度。
严复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只有先自强自治，然后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使国家富强。
严复以自己改进、修正之后的社会演化论思想做为主导而创建的变法改良理论，均被康梁谭等维新领袖吸收。
并且，对之后的文化大师胡适、鲁迅等五四学人以及许多革命家如宋教仁、陶成璋、章太炎等人的思想，都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维新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