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幼的我，常爱赤脚爬上外婆的膝头，看她纳鞋底。她的手指关节微凸，被岁月磨得粗砺，可拈起那枚银针时，却稳得像磐石。顶针箍在指根，随着动作泛着暗哑的金属光泽。针尖刺透厚厚的千层底，麻绳穿过时发出“窸窣”的微响，像春蚕食桑。屋子里光线昏暗，只有她膝前一片被天窗照亮的区域，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沉浮。她哼的调子没有词，婉转的尾音总是消失在下一个针脚里。我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混合了皂角和阳光的气息，迷迷糊糊地想，这世上大约没有比这更好听的声音，也没有比这更安稳的所在了。
那些等着穿新鞋的日子，总在年前。外婆会把一双完工的绣花鞋用红纸包好，放在我的枕头下压着，说这样能压出一个安稳的好梦，也压出一个平整的好年。除夕守岁，困得东倒西歪时，外婆会变戏法似的拿出那双鞋。簇新的缎面，在昏黄的灯下流淌着水波一样的光泽，鞋头上两朵并蒂莲，花瓣层层叠叠，用金线勾着边，仿佛随时会颤巍巍地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新布和糨糊特有的、洁净而陌生的气味。我屏着呼吸，小心地把脚套进去。缎子贴着脚背，是初雪般的微凉，又软得像一片云。我舍不得踩地，只踮着脚在屋子里走，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快要飞起来。外婆就坐在矮凳上，两手拢在袖管里，眼角的笑纹深深漾开，比鞋上的莲花还要舒展。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世界陡然变大了，也变吵了。我的鞋柜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能踩着雨水噼啪作响的小靴子，能在球场飞奔的运动鞋，还有一双，是为了参加某个重要晚会买的、有着细碎水钻的高跟鞋。它们时髦，光鲜，带着工业时代精确无误的漂亮。可我的脚，却在某些时刻，比如拖着疲惫身躯挤下末班地铁时，比如在觥筹交错间感到疏离时，会没来由地怀念起一种触感——那种被柔软缎面包裹的、妥帖的抚慰。我给外婆打电话，她的声音从遥远的听筒那端传来，背景音总是寂静的，偶尔有午后的鸡鸣。我说城里什么都好，就是路太硬，鞋底薄，走得脚疼。她在那边轻轻笑：“还是家里好，地气软。”我喉头一哽，说不出话。
外婆是在一个深秋走的。整理遗物时，我在那个熟悉的樟木箱底，摸到了一个硬挺的包裹。依旧是红纸包着，只是颜色褪成了陈年的暗沉，像干涸的血迹。解开系着的麻绳，里面是一双崭新的绣花鞋。鞋型比记忆里大了一轮，缎面是沉稳的深青色，鞋头没有绣繁复的并蒂莲，只用银线疏疏地勾了几笔兰草，清雅得近乎寂寞。我愣住，母亲在一旁红了眼眶，哑声说：“你大三那年，你外婆眼神就不大行了，这兰草，是她拆了又绣，绣了又拆，弄了大半年才成的。她说……城里的姑娘，穿这个样式，配裙子，兴许更雅气些。”
那一刻，箱子里的樟木香猛地蒸腾起来，辛辣地直冲鼻腔，冲得我视线一片模糊。我仿佛看见，在故乡那间日渐空旷的老屋里，视力昏聩的外婆，是如何就着午后最后一点天光，眯着眼，颤巍巍地将银针引向缎面。她看不真切，只能凭着指尖几十年摩挲布料养成的记忆，去摸索，去数那经纬。针脚或许不如从前匀密，兰花也绣得有些寥落，可那一针一线里穿引的，是她全部清醒而固执的惦念。她看不见远方的城市，也想象不出长大后的我穿着高跟鞋的模样，她只是在用她唯一通晓的、最古老的方式，为漂泊在外的孙辈，准备一处永恒的、可以轻轻落脚的归巢。
我没有试穿这双鞋。它太大了，大得能装下我二十二岁以后所有的奔波与风尘。我用一方素绢将它重新包好，放在了我行李箱的最深处。往后的路还长，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向哪里。但我知道，无论走得多远，我的行囊里，都沉甸甸地压着一个故乡的秋天，压着一份永远不会问你是否需要的守望，压着一双永远等候你，哪怕只是轻轻一落的、温柔的岸。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把它取出，灯下凝视那银线勾出的、清瘦的兰。恍惚间，那兰草的影子落在墙上，被灯光拉得长长的、摇曳的，像是外婆年轻时哼过的、没有词的歌谣，幽幽地，铺成了一条月光照着的、送我远行又盼我归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