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中午干了会儿活，回到房间打开电脑，正想着要做些什么，这一则新闻就弹了出来。不得不说，袁隆平先生的辞世于我国是个巨大的损失，但我不想在功利得失的方面写些什么东西。一方面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写的，一个老人离开了，每天都有许多老人离开，一种精神正在失去，每天都有许多精神在失去，也有新的精神在诞生，过去不足缅怀；另一方面，想必有许许多多的人会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也就不必要写同样的东西。

袁隆平先生于我，不过是教科书上的人物，是平日里网上与人相互调侃时提到“定是袁老先生叫你吃得太饱”时提到的人物，没有具体的，生活上的联系。但此刻，心绪产生别样的意味，且难以平息，我便觉得，有必要写些东西，写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好排解一下我心中难平之物。

我自小是吃得好的，要说真有吃得不好的时候，也是小学和初中。那时候，XX乡学校的学生食堂的吃食虽然营养足够，油水也足，但因为大锅煮的缘故，显得非常难吃，与自家的饭食比较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我们同学们多年后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批评当年学校的饮食就是相互之间寻回共情，找回默契的极好办法，比起聊那时候的老师或某人的糗事，要好得多的好办法。当然如果真的聊起这回事，我也不免要提上一句，现在的XX乡学校的食堂饮食，已经变好了，再不是当年模样。这一点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伯伯是学校老师的缘故，我抑郁期间在学校待过一阵子，观察过学校食堂的食物。他们把黑板挂在学生食堂的前面，上面写着一个星期的食谱。上面写着培根和鸡腿之类营养充足之物。但我个人猜想，与我看着相比，实际上可能要差上点儿。因为我有一个为了照顾在XX乡学校上学的孩子而在食堂工作的舅妈，我曾与她有过会话。

我指着自己饭盆里，说：学生们也吃一样的吗?

她笑了起来，就是那种乡村妇女遇着好笑物事时特有的爽朗笑容，回答我说，不是，老师和学生吃的并不一样。

这自然是可以体谅的，在这穷乡僻壤当老师，工资又不高，交通与不方便，又没有除互联网之外的娱乐，事情还不正常地多，如果连吃食都难以忍受，就真的没法久留了。至于学生，只要不出安全问题，那真的顶无所谓。在我上学的年纪，我的当老师的伯伯，就经常从自己的菜里省出些来，给我吃，叫我印象深刻。另外我还经常从家里带一些可以保存得久的（主要是炒黄豆）菜品，到学校，用来送饭吃。说起这个带菜的法子，还真是有极深的传统的。

我的大十岁的哥哥，听我说食堂的事，就说：你们现在吃得比我们好，我们那时候就指望带过去的菜了。我的大二十多的妈妈，则是说：你们都是有福的，我们当年根本没有菜吃！都是自己带的。

我们都是有福的，妈妈说的对，我没怎么挨过饿，挨饿都是我自找的——不想吃所以不吃。这一点，袁隆平老先生定是有极大的功劳的。当年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定是抱有极大的使命感，满腔的热血都沸腾着，填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肚子，同时也满怀热忱地试图填满我们的脑袋。我想大部分都成功了，不论是填饱肚子还是填满脑袋，他们都做到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没能把热血分给我们一点儿，导致现在的人，做什么都是各种苦，各种叫累。苦大家都是一样的苦，或者说老一辈的人吃的苦比我们吃得多得多，怎么不见老人们有那么多的怨言？

这问题我原来不必作什么解答，因为叫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远比我在这里分析一通要有意义得多。可我又不能要挟你们去思考，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我若有能力的话，还真要要挟一下，正如我现在要挟自己一般）。就我之小见，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缺少一种弥漫于心田的，弥漫于众人气氛之间的强烈地要改变什么的使命感！

我们读书学习后睁眼时看到的世界，与老一辈人读书学习后睁眼看到的世界，几十年间时间，有了绝对性的差别。老一辈人看到的世界，是有缺憾的，像坏了的桌子是缺了一角的，而他们自己正好是䃼上那一角的原料。于是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加工自己，成为那一角缺少的东西，正好补了上去。而我们呢？我们看到的是补好的，完整的一张桌子，于是瞪着眼睛不知所措，只能做些维护，涂油的活计，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好像于众人而言，于国家而言，我们的出现并不是受期待的，把我们养大，让我们按着他们的法子生活，就像是在这个新时代里，再一次证明他们自己的正确性一样。他们当然是对的，无可厚非。

但那又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东西，我们呢，我们什么也没有。无所谓对错是非，无所谓好坏得失，我只是没有想要的东西，我只是，没有自己的东西……

这正是我心绪难平之处。我表达出来了，这是极好的，尽管有些羞耻，尽管问题仍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