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陶玉玲老师仙逝的消息，是在今日清晨。窗外虽未飘雪，但前几日的雪却并未融化，散落在湿漉漉的路边与远处莽莽的林间，像是谁无意间撕碎的旧信笺。我心里蓦地一沉，一股钝钝的悲伤漫浸而来，随即却又被另一种更为清明的情绪所取代——那是记忆深处，忽然被点亮的一盏暖黄的光。一位真正卓有成就、让人崇敬的艺术家，就这么静静地，将她的最后一抹微笑，留给了人间晚照。
说起陶老师，人们总会先想起《柳堡的故事》里的那个羞涩又坚毅的二妹子，想起《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个温婉又柔韧的春妮。那些黑白光影里的形象，仿佛带着江南水乡的晨雾与部队营房外的阳光，甜滋滋的，清凌凌的，烙在了几代人的心坎上。那是她艺术生命里最初、也是最耀眼的华章，将一种属于东方女性的、含蓄而坚韧的美，推向了极致。可她的艺术生命，又何曾拘泥于那几个经典的“姑娘”呢？她一生都在演，从青丝演到白发，从主角演到甘当绿叶的配角。她的成就，在我看来，早已超越了具体角色的藩篱，而化作了一种气韵，一种风范，一种对“演员”二字最本真、最虔敬的诠释。
我与陶老师的缘分，起于2002年。那时，央视投拍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潮》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风帆》，我担纲编剧。剧中有一位戏份不算多、但分量颇重的角色——一位默默支持着劳模丈夫的贤内助。谁能将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与力量，举重若轻地呈现出来呢？我们最终有幸请到了陶玉玲老师。这于我，一个基层威海的作家，对于一个并非鸿篇巨制的剧组而言，简直像是一场不敢奢望的梦。这全然得益于主演王馥荔大姐和她的先生王群老师的盛情相邀。这份情谊，我至今感念不忘。
作为编剧，兼有“地主”之谊，我自然承担起了接送、陪伴的任务。于是，在那段不算长的拍摄期间，我有了此生难忘的福分，能与陶老师同车而行，同桌用餐，听她缓缓地说话。她从不以“老艺术家”自居，而且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角儿”的架子。接送她的车，不过是我的一辆普通私家车；她住的，也是剧组统一安排的宾馆标间。记得第一天我去机场接她，初见我时，她便露出那标志性的、仿佛能融化周遭一切嘈杂的笑容，并率先开口：“给你添麻烦啦，小崔同志。”
那“麻烦”二字，她说得那样诚恳自然，倒叫我这个本当尽地主之谊的后辈手足无措起来。在片场，她总是早早化好妆，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拿着剧本，不时用笔轻轻地划着。轮到她上场时，她便不疾不徐地走过去，对着吴贻弓导演和工作人员，也是那样温和地笑笑，仿佛在说：“我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她的表演，是一种“化”境。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多余的技巧，台词从她嘴里念出来，就像家常话一般熨帖；眼神流转间，一个平凡女性半生的隐忍、理解、骄傲与沧桑，便都有了。她不是在“演”一位劳模夫人，她就是：在镜头前那样一站，时代的风霜与人情的暖意，便都有了着落。
陪餐时，她吃得很少，话也不多，总是微笑着倾听。只有当我崇敬地谈起她的电影和表演，她的眼睛才会格外地亮起来。她很少谈自己的“辉煌”，倒常说起拍摄《柳堡的故事》时，如何在农村体验生活，如何被真正的“二妹子”们所感动；说起前辈导演的教诲，说起与战友们同吃同住的趣事。她说：“演员呐，心里得始终装着观众，装着生活。离开了这两样，再好的技巧也是空的。”她还甜美地回忆说，当年在拍摄《柳堡的故事》时，导演王苹说她侧脸时的形象最好看，所以便要求摄影师在拍摄时多给她一些侧面的镜头。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平实得像在聊天气，可字字句句，却沉甸甸地落进我这听者的心里。那时的我，只是个初涉影视圈的文学写作者，她那些朴素的话，于我而言，是远比任何理论著作都受用的“教诲”。我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对职业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尊重，是如何涓滴成河，汇聚成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天际渐渐地透出一抹惨淡的亮色。我仿佛又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午后，在拍摄的间隙，陶老师坐在一把旧藤椅上，披着件寻常的针织外套，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在她已染霜华的鬓角。她微微眯着眼，望着远处忙碌的场工和嬉笑打闹的年轻演员，嘴角依然噙着那抹熟悉的、甜丝丝的笑意。那笑容里，有历经千帆的从容，有对后辈的慈爱，更有对这热气腾腾的人间剧场，不减分毫的眷恋与投入……
此时，我虽不能亲临现场为陶老师送行，但在这遥祭之时，我却要虔诚地说一声：陶老师，您一路走好。这尘世的舞台，终有一别。但我知道，您只是去了一个更广阔的、无垠的片场。您的音容笑貌，您所塑造的那些活在岁月长河里的鲜亮形象，连同您身上那份老一辈艺术家的美德与甘甜，早已超越了银幕与荧屏，化作缕缕清风，化作点点星光，永远地温暖地活在亿万观众的心间。那风里有柳堡的稻香，有霓虹灯下的誓言，也有一位劳模夫人无言的支持，和一个晚辈，永恒的怀念。
2026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