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故乡》，忍不住感叹：“大先生的笔真毒啊！”
是的，很毒。我说的毒辣，指的是先生对“杨二嫂”这个女性形象的刻薄。
文中写“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见到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故人旧识身上的巨大变化。闰土由一个活泼机智的少年，变成了穷困、苍老、迟钝、木讷的中年人。闰土的这些变化，不过是当时被生活及社会压迫的一个中年农民的正常样子。
然而，先生的笔下，闰土的淳朴本性并没有改变。来见“我”时，带来了一包干青豆（这应给是他贫苦家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了）；“我”们家“不必搬走的东西， 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而他不过是拿了“几样东西：两条长桌，四个凳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台秤和草木灰。”一点不贪心，依然是一个朴实厚道的人。
而对杨二嫂，先生是这样写的——
“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的细脚伶仃的圆规”。要知道，在母亲提醒下，“我”想起她是对门的邻居，她可是“我”儿时小镇上有名的“豆腐西施”啊！
当然，无论男人女人，老了形象变丑了也正常。但丑得这样的粗俗的杨二嫂，与“我”记忆里那个“擦着白粉”“终日坐着”的“豆腐西施”相去太远！先生的笔不可谓不毒。
这形象的变迁，已足够触目。更让人难过的是她的言语与作派：那几声尖利的“哈！胡子这么长了！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那番“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的理所当然，以及临走时，竟能顺手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扬长而去；在灰堆里埋了碗碟，竟诬陷是闰土所埋，邀功似的 “拿了'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看，就是这样一个说话尖酸刻薄的、为贪便宜连一点脸面都不顾的粗俗妇人。那个年轻时清清爽爽的，带着小镇美人特有的安分而又不自知的风情、内敛温婉的杨二嫂，再也没有了！
这哪里只是容貌的凋敝？这分明人性的扭曲，为了点利益，连最做人起码的尊严都丢了。先生的笔，当真是一点情面也不留，将那点小市民的算计、虚荣与毫无体面可言的贪婪，剥皮拆骨，血淋淋地摊开在读者眼前。
这样的小市民代表，先生偏偏要选“杨二嫂”，完全可以塑造一个“王富贵”之类丑陋的小市民男人形象么。所以我说，先生对女性，未免太过残忍。
这“毒辣”笔法，却又何尝独见于鲁迅先生笔下？
曹雪芹一部《红楼梦》，号称“使闺阁昭传”，字字句句是体贴与悲悯，可你瞧他如何写那些婆子们。
曹公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他的笔下，那春燕的娘，为了芳官洗头的事，那等斤斤计较，不顾体面地吵闹；王善保家的，仗着是邢夫人陪房，抄检大观园时那副兴风作浪、小人得志的嘴脸；容嬷嬷之流，浑身的世故与刁钻……这些可鄙又可怜的底层女性形象，她们年轻时，未必不是伶伶俐俐的丫环或小家碧玉，何以到了中年，便成了这般令人生厌的模样？
贾府底层人如此尚可谅解，——逼仄的生存空间，那日复一日的算计与挣扎，毫无希望与尊严可言的漫长岁月，就是让她们粗俗不堪的“杀猪刀”。
而王熙凤，这个豪门世家大家闺秀出身的女子，”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逼死尤二姐“，这桩桩件件的狠辣手腕，无不是在诠释男性对女人的评价“最毒妇人心”。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有一个细节描写：”（宝玉）可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 “拿耳挖子剔牙“这个动作，别说是那个时代的女子，就是放在当下任何一个中年油腻男身上，这形象也够猥琐邋遢粗俗了！
曹公的笔，也是何等的刻薄！
若将眼光放至域外，这般“丑化”亦不乏其例。
莫泊桑的《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固然有其虚荣的一面，但作者那冷峻的笔调，让她为了一夜风光而付出十年艰辛，这其中的讽刺与残酷，几乎让人窒息。她最终的苍老与粗壮，与杨二嫂又何其神似！
左拉笔下那些市井妇人，巴尔扎克描摹的贪婪老处女，她们的丑陋，往往被作家毫不容情地放大，成为某种社会病症的标本。
对于女性用笔刻薄，男性作家如此，女性作家也不乏其人。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张爱玲了。《金锁记》里被黄金枷锁劈杀了自己与儿女幸福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在情感博弈里精于算计的白流苏，张爱玲的一支笔寒光凛凛，写尽她们的虚荣、自私与不堪，笔调冷静到近乎残酷，入木三分，让人寒栗。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
可以说，笔法有多冷峻，内心就有多慈悲。这“毒”，是文学的显微镜与解剖刀，它照见并剖开了那隐藏在平凡日子底下，无声无息的人性溃烂。
掩卷沉思，不免追问：那使“珍珠”变为“死鱼眼珠子”，使“豆腐西施”变为“细脚伶仃的圆规”的……，究竟是谁之过？这追问，便是那“毒笔”背后，一份最深沉的苦心与最炽热的人间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