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殉葬恐怕以商朝的人殉最为出名。数以千计的奴隶和战俘就被商朝贵族活生生的埋葬。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奴隶社会的终结，活人殉葬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很少出现了。但是请不要轻易相信统治者会被孔子的“仁政”的那一套所感动。归根到底，还是古代社会最缺人。
你可能会说：“啥！古代还缺人，就那简陋的避孕措施，刘备一直引以为豪的远祖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不就没控制住一下子整出了120个儿子吗？”古人的节育措施做得的确不够好，然而，古代的死亡率也是出乎寻常的高。
国家要强大，就需要足够的粮食和人口，依靠自己国民去生育，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乎，战俘和奴隶就是最好的劳动力，都拿去给死去的人殉葬太可惜了，要是政策好，奴隶和战俘还是可以转化为国民的。
尽管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殉，但祖宗还是要祭祀的。怎么办呢？那只好向牲畜下手了，到后来牲畜也不多了，尤其是牛和马那可是战略性资源，不是可以随便屠杀的。即便是猪、羊还有鸡也不能一次屠杀数千，毕竟确实太浪费了。还得接着想办法，人殉和牲殉都不是好办法，那就用木制或陶土制的俑来代替吧。屹立千年之久的兵马俑或许就是秦始皇用来代替人殉葬的。
不过，这篇文章不准备拿秦始皇的兵马俑开涮，我们还是要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看看古代两个北方游牧民族不一样的殉葬习俗。
最早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殉葬习俗的记载出自于《史记》，司马迁记录了匈奴单于死后，为他殉葬的近臣和后妃多达百余；同样的记载还见于班固的《汉书》，不过班固大概觉得为单于殉葬的人数量不够，为了引起重视，那就从百余人改为千余人好了。关于匈奴人殉葬的记载似乎就这么两条，显然不能拿来说事。
当时同在北方草原放牧的东胡人。当东胡人的一支鲜卑族兴起并建立北魏王朝时，人殉这一习俗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北魏皇帝最喜欢的大臣叔孙俊死了，皇帝很是伤心对叔孙俊的妻子说：“你丈夫生前和你共享荣华富贵，死后你也应该去陪陪他，能给他殉葬最好不过了。”叔孙俊的妻子不久之后就自缢而死，同丈夫合葬。
从匈奴单于死后殉葬近臣和后妃到叔孙俊死后妻子殉葬的例子，可以看出两者明显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通观北魏一朝，人殉的恶俗也只发生了几例，和匈奴动辄殉葬几百人是没法比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人殉这么不开化的旧俗要首先革除，不然怎么统治汉地的老百姓。实际上，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活人殉葬确实已经不太常见。但是在上层贵族特别是皇室仍然保留着鲜卑族人殉的旧俗。
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族中的拓跋氏。立国之初，建都平城，这里靠近北方游牧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旧有风俗根深蒂固。北魏王朝的建立者道武帝晚年立太子时，就杀掉了太子的生母刘贵妃，并对太子说：“我这是仿照汉武帝立太子而杀其生母，不想女人参与政治，你既然被立为太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你的生母是必须杀死。”就因为道武帝的这句话，整个北魏一朝凡是太子的生母都要杀掉，只有北魏后期的胡太后是个例外。虽然现在看起来手段很残忍，但子贵母死的制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保证了终北魏之世基本无大乱的格局。
尽管道武帝本人对子贵母死制的历史来源说的很清楚，表示这种残忍的手段是向汉武帝学的。汉武帝却表示：“太子的生母确实是我下令杀的，道武帝创立的‘子贵母死’制度这锅我可不背，毕竟整个西汉、东汉只有一例，而且我儿子年龄太小，纯属个别现象。”
事实上，道武帝创造的子贵母死的制度，还真不是汉武帝教的，要不然动不动就杀太子生母，真当太子母亲的娘家人都好欺负吗？刚才也说到，终北魏之世也没有因为这事而发生变乱。难道是因为北魏皇帝魅力值比别家皇帝高？只能有一种解释，子贵母死是鲜卑族原有的习俗，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了，考虑到之前叔孙俊的例子，人殉才是鲜卑族的旧俗，子贵母死制度只是人殉制下合乎汉族礼法的外衣。
道武帝一方面保留鲜卑旧制，取得了鲜卑贵族的拥护，另一方面打着汉武帝赐死太子之母的旗号，又得到汉族士人的支持。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才换来北魏政权的稳定。最值得同情应该是身为政治牺牲品的太子生母们，原本指望荣华富贵，不想反误了卿卿性命。
与鲜卑先后崛起于草原之上的突厥，本是阿尔金山附近锻造铁器的奴隶，后来逐渐强大，吞并草原上其他民族成为北方草原上的霸主。《隋书》就记载了突厥人特殊的殉葬仪式：“绕帐而呼，以刀剺面，血泪俱流”。意思是说，突厥人死后，绕帐篷而大喊，用刀子划脸，血泪都流下来了。可见突厥人是以割体的行为向死者祭祀的，这一习俗的源于萨满教。萨满教是北方游牧民族早期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血祭是萨满教的一种宗教祭祀仪式。这种割体葬仪随着突厥和中原王朝的交往，也传入了中原地区。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对这种割体葬仪就很有兴趣。
突厥割体葬仪可以看做是人殉制的变种，为何不实行活人殉葬制度了呢？要知道同时代与突厥并存的两大政权隋朝和唐朝，本身实力雄厚，始终保持着对突厥的军事压制，即使在突厥最强盛时，也没有十足把握能攻灭两个超级大国。所以面对强大的对手，用活人进行殉葬，这成本太高，实在不怎么划算。相反割体葬仪这种方式相对简单，既能祭祀死者、寄托哀思，又能少祸害些人命，最大限度的防备敌国的军事进攻，何乐而不为呢？
殉葬尤其是人殉一直以来没少受到批评，诸如残忍、不人道、未开化之类的词都与之相关。然而，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人殉的内涵远不止祭祀那么简单，反而有了更多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有关游牧民族的殉葬习俗的记载少之又少，现有的一点还不足以揭示这种规律，只能期待来自考古发掘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