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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来说，这话特别贴切。那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有美好，也有挑战。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铺开，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算得上是幸运儿。我小妹1982年出生，属于超生。从那以后，家里经常有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上门催交罚款。每次看到一群陌生人突然闯进家里，我们小孩子吓得浑身哆嗦，远远地躲起来。有些大孩子还吓唬我们：“要是被他们看见，就会把你们抓走。”这可把我们吓得好久都不敢回家。父亲无奈又沮丧地解释：“他们不会抓人，就是来催罚款。要是不交，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得被拉走。”听到这话，我赶紧把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藏起来，那可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也是我最宝贝的物件。在当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不光稀罕，还是一种荣耀。看电视，几乎是我们小孩子唯一的娱乐方式。最后，父亲心疼地交了463元超生罚款，痛心疾首地说：“这可是1000多斤稻谷的钱，相当于200多斤猪肉啊！”那时候农村经济困难，1000多斤稻谷，差不多是两亩水田的产量，而我家总共就3亩多水田。平常，我们家一个星期都难得吃上一斤猪肉，200多斤猪肉，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年了。
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早餐常常是红薯和芋头，这都是父母前一天放在煮饭炒菜的柴火灰里煨好的。要是有些同学的父母没来得及准备，大家就一起分享。你一个，我一个，你一半，我一半，吃得可开心了。有些同学狼吞虎咽，连红薯皮都来不及剥就吞下去了。上课的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吃红薯芋头吃得满脸都是，常常忍不住笑。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吃了太多红薯和芋头，上课时，教室里时不时从某个角落传来“噗噗”的放屁声，一个接一个，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怀疑，感觉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每次听到放屁声，有个数学老师总会开玩笑说：“原子弹爆炸喽！”这话一说，全班笑得更厉害了，前俯后仰的。
我们穿的衣服，大多是七大姑八大姨那儿拿来的表哥表姐穿小的。哥哥姐姐穿完，弟弟妹妹接着穿，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又能穿好几年。记得舅舅买了一套绿色军装，只穿了一年，还很新，就是短了点。外婆把这套军装送给我时，我高兴坏了。虽然穿起来衣服长到盖住屁股，但我一点都不在意。穿着它去学校，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一下子神气起来，觉得自己就像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我们这一届正好赶上小学六年制，我之前那一届还是五年制，我算是当地小学六年制的第一届学生。按当时农村的说法，多读一年书，不光得多花时间，还得多交学杂费。所以，很多农村孩子成绩不好，读完五年小学就回家种地，或者外出打工赚钱，用挣的钱供弟弟妹妹读书，或者盖新房，早早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单纯又质朴。
那时候，我们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回家，主要任务就是带弟弟妹妹，洗衣做饭，喂鸡喂鸭。到了周末，就去山上放牛、捡柴火。除了寒暑假，每年11月还有个农忙假，这个假期我们就帮父母干农活，收花生、收玉米、收稻谷。虽然忙，但无忧无虑，一点学业的烦恼都没有。
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扩招。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难上加难。可大学毕业时，国家不再包分配工作，实行自由择业，找工作变得特别难。有人开玩笑说：“随便在街上扔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个大学生。”从这话就能看出当时大学生数量有多少。
农村户口的孩子，为了毕业后能在城市顺利找到工作、安家落户，想尽办法托关系，甚至花上万元办理“农转非”，变成城里人。我读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现在办理农转非很容易，学校帮忙办，工本费只要36元。”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觉得捡到宝了，占了大便宜。可等我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想回农村创业时，却被告知非农业户口转不回农业户口。这样一来，农村回不去，城市工作又难找，当初的“农转非”反倒成了发展的阻碍。
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大学毕业时，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于是，我们一边为工作四处奔波，一边为买房发愁。好不容易在城市买房扎根，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这时候，AI智能时代悄悄来了，我们虽然想跟上，却感觉力不从心。记忆力越来越差，学习新技术越来越困难。可现在每个行业都需要AI智能技术，不懂这项技术，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我们只能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
八十年代，是属于我们的独特年代。随着时代的号角越吹越响，我们更得奋发努力，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辜负曾经拼搏奋斗的日子，昂首挺胸，朝着未来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