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直以来，都与恐惧、毁灭、流血、死亡等负面词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一直在采取种种或温和、或强横的方法与手段，尽力地避免战争。而对已发生的战争进行反思、总结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关于对“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我们普遍都认为欧洲做的最好，尤其是德国对于“二战”的态度，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那一跪，更是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但是我们反思战争，并不能仅仅只从正义与非正义，或者是简单对与错的角度来进行。很多时候，人们在战争中的一些选择，都有其特定环境与背景因素制约，我们很难将他们的选择简单的归于对，还是错的范围。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一书，以欧洲对待纳粹德国的态度，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三种选择为考察主题，分析了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几乎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赛斯·洛荣誉教授、匈牙利科学院外部会员伊斯特万·迪克。他出生于匈牙利，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作为二战的亲身经历者，对欧洲史、二战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作品有《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1968)、《合法革命》(1979)、《超越民族主义》(1990)、《文集：希特勒的欧洲》(2001)等。迪克还与扬·格罗斯以及托尼·朱特合作编写了《欧洲报复里的政治：二战以及战后余波》(2000)。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一书共有十一个章节，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的内容，作者简单回顾了一下军事占领的历史以及占领期的暴行。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作者主要阐述了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最开始如何尝试与纳粹德国共存，甚至从中获取好处。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内容，作者主要阐述了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受到鼓舞，由合作态度转变为反抗态度。第四部分包括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作者主要阐述了战争末期和战后，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德国进行清理报复。

01 合作：只是想生存下去

在战争中，基于生存的本能和利益之间的权衡，上至国家民族，下至百姓个人，其行为和态度，变化多端，没有绝对的公理或正义可言。对于“二战”期间的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而言，无论他们对于纳粹德国采取的是合作，还是反抗的态度，直至战后的清理报复，都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在战争面前，他们都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因此，那些选择与纳粹德国采取合作态度的组织与个人，不一定都是可耻的，或者说是邪恶的，而同样的，那些反抗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组织与个人，也不一定全都是正义的。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合作”与“反抗”，还有这些组织与个人选择的动机。

我们回顾整个“二战”历史，整个欧洲，发现除了波兰人与犹太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与纳粹德国合作过。这些合作有的是主动的，怀有其他的目的，有些则是被动的，只是想生存下去。

奥地利，是纳粹德国征服的第一个国家。这个小国比较有意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与德国合并。因此，在1938年，奥地利政治、军事精英与民众一起，兴高采烈地欢迎纳粹德国的入侵。奥地利人都把自己视为德国公民，积极参与到元首希特勒制订的各项计划中去。由于这次侵略显得比较“和谐”，欧洲各国没有一个出来进行抗议，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此也着墨甚少。

捷克斯洛伐克，在我们初中历史的教科书中，作为西方绥靖政策的牺牲品，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如我们在历史课上了解到的一样，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英法两国与纳粹德国达成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据此，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成了四部分，其中德语区被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和匈牙利随后分别占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部分领土，而其剩余的领土，在纳粹德国的扶持下，先后宣布自治和独立，成为纳粹德国的附属。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审视当年战争的各方，会发现纳粹德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不说英法两国的整体实力和纳粹德国不相上下，单单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就有极大地机会，可以抵抗住纳粹德国的侵略。但是，波兰不但没有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反而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出兵占据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内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地区。波兰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之后，自己也成为了大国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之后，虽然上上下下都心有不甘，但他们大部分人依然选择了与纳粹德国合作，而不是殊死抵抗。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兵工厂里工作，积极地为德国人生产各式武器装备，同时也从德国人那里获取大量的利益。捷克斯洛伐克这种选择，很难说没有报复自己被英法等国家抛弃的心态在里面。

波兰，这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当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外部地客观因素，与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前面说了，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波兰也是横插一脚，分了一杯羹。但是到了1939年，波兰就尝到了苦果。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中规定的对波兰进行瓜分。当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电袭击了波兰，而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

在两个大国的夹击下，波兰很快亡国了。但是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不一样，波兰直到亡国，也没有宣布投降。他们的数十万军队，撤退到海外，依然坚持斗争。鉴于波兰的这般态度，以及希特勒本身对波兰人种的偏见，纳粹德国在占领波兰后，除了压榨波兰人，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服务，根本就没有给予波兰人在政治或军事上合作的机会。

总的来说，欧洲各国在对待纳粹德国态度，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有所不同。除了前面列举的三个国家之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选择与纳粹德国合作，理由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想明哲保身，置身于世外，如瑞士等中立国家，还有就是希望利用德国的力量，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说在内打击、剪除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在外谋求领土扩张。不管欧洲各国和民众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如何，在一件事上，却是高度一致，那便是屠杀犹太人。在这件事上面，几乎全欧洲的国家和民众，都站在了纳粹德国的这一边。

针对犹太人，希特勒制订了一个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大约900万的犹太人将被从地球上抹杀。而到了战争尾声，这个方案已被执行过半。据统计，大约有2/3的犹太人被杀害。如此高效与全面的完成犹太人屠杀，如果没有全欧洲国家和民众的支持与协助，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在种族清洗这个问题上，欧洲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执着。铲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本国内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数百万的欧洲人对这一政策都毫无疑义。所以，尽管欧洲人不认同纳粹德国的手段，但大量的欧洲人都认同纳粹德国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他们不需要来自德国人的命令或威胁，可以自发的，如同例行公事般的识别、抓捕、虐待、转移、看守，甚至处决犹太人。

02 抵抗：纳粹德国不是唯一的敌人

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纳粹德国先后输掉了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这两场战役的失败，也让欧洲人重新审视自己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他们开始意识到，纳粹德国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那么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思考，就不难得出参加一定形式的抵抗活动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这个信息，对于原来一直采取抵抗态度的那些国家和民众而言，他们的斗志更加昂扬，比如说英国。丘吉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赢过，阿拉曼之后，一次也没输过。”而对于原来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组织与民众来说，多少都有些绝望。那些忠于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行事变得更加疯狂。那些被迫合作，或者当初为了私欲而选择合作的投机分子，则纷纷掉转枪头，摇头一变，加入到了抵抗队伍中去。

在抵抗过程中，东欧与西欧的表现差异。简单的说，就是东欧的抵抗看上去更为血腥一些。这与东欧复杂的局势有关系。西欧地区在战前，国家是统一的，没有十分尖锐的，无法调节的矛盾。而现在，这些国家，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除了少数投机倒把份子之外，他们反抗的对象比较统一，就是纳粹德国及其盟友。

东欧就不一样了。在战前，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就饱受内乱之苦，国内国外纷争不断。他们之间的派别之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争议等，大多是不可调和的，需要用鲜血与战火才能抹平。雪上加霜的是，开战后，纳粹德国与苏联先后在入侵这个地区，又带来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令这个地区的价值观愈发的混乱不堪。因此，在这些国家存在着各种反抗力量，而且这些反抗力量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甚至一有机会，还会彼此争战不休。这一点，在波兰显得犹为明显。波兰主要存在四股反抗力量，一是持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反纳粹国家武装部队；二是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保守自由主义、亲西方的波兰救国军；三是由农民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左翼抵抗力量；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波兰人民军队。

这些国家的反抗组织，除了反抗纳粹德国及其盟友之外，有的还借机对付持不同政见的其他反抗力量，或者是借机清洗国内的少数族裔，报复邻国等等。在他们的眼中，反抗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只是战斗的一部分。比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1940年被苏联吞并后，国内存在的反抗力量，反抗不是纳粹德国，而是苏联。他们一边与苏联红军战斗，一边盼望纳粹德国的军队来解放他们。

随着时间进入到1945年春天，整个欧洲的局势和前几年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反抗者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合作者，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这个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反抗军，而此时加入反抗军的最多的就是以前的合作者，占领区的政府部门，比如说警察。这些占领区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之后，来不及庆祝狂欢，就立刻展开报复，报复的对象除了纳粹德国军人，还包括切实的、可疑的合作者，有些地方甚至对当地的德国居民，乃至说德语的人，都进行报复泄恨。

03 报复：不只是为了正义

纳粹德国投降后，在德国纽伦堡进行了战犯审判。这次审判，除了宣告一个世界联盟对历史上最邪恶政权的终极胜利之外，还想告诉世人，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些主权国家的领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同样也没有人可以拿上级的命令当挡箭牌，或是把主权国家的绝对权力当作狡辩的理由。

基于各种原因，整个纽伦堡审判只涉及了大约200人，更多的战犯在欧洲其他各国进行审判。由于美国的干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与仇视，再加上忙于战后重建，西欧国家的审判大多都是做做样子，轻审轻判。但在东欧就不同了。同样的，东欧国家对战犯的审判，非常明显地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他们希望清算和改变社会，因此这些国家在战后的政治清算和种族清洗、阶级战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新生的民主政权除了严惩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的人，还拿出最严厉的态度处置了捷克籍的合作者，而这些合作者，不是重要的政治和商业领袖，只是普通人而已。在匈牙利，有许多民主人士或者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被法庭安上“法西斯主义者”、“前盖世太保特工”、“铁托党羽”或“美国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处决。

“二战”从最开始各国对纳粹德国的妥协退让，到合作，反抗，直至最后的清算整个过程，我们有许多反思的地方。无论是合作、反抗，还是清算，其实每一个过程，都给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些创伤，是导致今天欧洲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斯特万·迪克的《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从一个新的角度，带领我们完整的审视了一遍“二战”历史。虽说作者主要是以欧洲战场为研究对象，其实对于我们反思亚洲、非洲战场也非常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亚洲战场。我们一直怀着极大的包容，在战后清算时，将日本百姓与战犯刻意区分开来，但换来的结果是，日本大部分人至今都不愿正面面对那段历史。我们进行战后清算，战后反思，目的除了伸张正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下一次战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这些做法是否合适，我认为还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