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一个人物，窥视他的时代，还能打破我们对人物关系的标签化理解。
胡适留学的时候，曾经和一名美国女孩韦莲司谈过恋爱。但是回国后，他还是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老婆江冬秀。这一生，他虽然偶有绯闻，但总能自证清白。在当时的风气下，这算是难能可贵的。所以，1962年胡适去世的时候，蒋介石送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看看“旧道德”“旧伦理”的字样，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胡适的婚姻生活没有幸福可言。一个大教授和他的文盲老婆，能有什么情感沟通和共同语言呢？
但这是旁观者标签化的判断。读到胡适的白话文诗集《尝试集》才知道真实情况要复杂很多。民国九年，胡适夫妇生病碰巧在同一天，胡适写了一首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胡适：《尝试集》
看罢这首诗，我们又难免留下一个印象：原来，大教授和不识字的老婆也有他们的闺房之乐。
但这又想简单了。后来看到胡适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其中有一段话“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固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不该相爱的两个人偏偏关系处得还不错，是因为胡适希望母亲高兴。居中人的关系就是如此复杂。
再举一个例子，末代皇帝溥仪。自从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之后，溥仪和他身边的人一直希望他能够复辟，再当上皇帝。那么溥仪当时的身边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想来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他的奴才，积威之下不敢反抗；还有一种就是顽固守旧的前清遗老了。哪有这么简单，请看溥仪自己的回忆录：
除了复辟的共同目标之外，每个人都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主张还原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王公”“大臣”“帝师”“翰林”等等的名利攸关的标签才有地方可贴。这就是说，绍英还可以掌握那把关系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总管内务府的印钥”，荣源还可以继续着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的生涯，“醇亲王”可以照旧支取每年42480两银子折合的岁俸。
罗振玉主张我到日本，有位当过前清驻欧洲公馆的黄诰，主张我到欧洲……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达到垄断居奇的目的，至于他们所熟悉的国家能否支持我的复辟，问题倒在其次了。
那些下面的喽啰，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秦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说来说去离不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师。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对溥仪的这场争夺战，不仅发生在他的近臣之间，也发生在列强内部。溥仪从紫禁城搬出来以后，逃往日本公使馆。没想到日本使馆的文武官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没有和日本公使商量，就决定用自己的住处接待溥仪，“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看破不说破的溥仪，给我们留下了《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留下了看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独特的观察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