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后，疫情又卷土重来，由点成面，多点爆发。隔离、暂停、封城这些熟悉的名词又登上了热搜。同时，内有高校毕业生破千万就业难、互联网大厂裁员失业潮，外有俄乌战争的灰犀牛事件。几年疫情，打破了原本的生活状态、思维认知。稳定重新成为了不少人所最求的首要选项。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两种声音。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封建王朝时期，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尤其在大一统时期，政治是偏内倾的，稳定压倒一切。许多观点认为这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至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落后的生产已经跟不上诸帝国脚步了。发展成为了主流的声音。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才是硬道理”，更是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大家普遍希望到市场经济中遨游，而不是守着稳定的一亩三分地。
不由会想稳定和发展似乎在某些时候是一对矛盾，譬如经济学中的效率与公平。
恰巧最近读到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精神》，对稳定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三国演义》中开头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
这放在中国的历史看来的确是这样的。可是其它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帝国呢，都是衰了不再盛，亡了就不在兴，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就是显例。西方希腊、罗马也是如此。
对于这一现象，不由需要去深扒各自的文化内核。
书中提到人类文化可分作两类型来讲:
一是向外的，称之为”外倾性”的文化。
一是向内的，称之为”内倾性”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精神正是外倾性的，表现为文化精神物质形象化。极度追求外在物质性，不断的扩张，物质形象化不断发展，一定会到达一限度，前面苦于无路，人的精到时就会衰下，一衰下，就没有办法，盛极而衰。从罗马帝国到日不落帝国皆是此般。
而中国并不如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一般。中国文化是内倾化的。
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文化精神的核心在道，而非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如此可见一般，其道在德。
在中国文化中并非把外在物质化看作最高最求，而是在立德。文明并不因王朝的更迭，物质的得失而消亡，其中缘故也许就是在文化的内核倾向不同吧。
如今似乎我们的追求在物质上，而非道与德。
对于个人而言呢，又是一个问题。资源是稀缺的，如果增长停滞，无法外拓，外倾的精神也许就会衰下。个人的问题一多，社会也会产生矛盾。到此立德、克己仁义似乎不失为一种解法。
经济学把假设放在所有思考的最前头，外倾文化的假设是一定会到达限度。倘若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源的稀缺性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以后发展到没有国家这个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呢。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时间会说话，让子弹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