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左右编撰的《资县志》，记录了资中县明代及以前的历史资料，其中《宦迹志》记载了外地到资州做官而政绩卓著的官员。作为唐代的唯一代表，韦皋的大名赫然载于史册（清代《资州直隶州志·官师志·职官表》增加了皇甫珍义、羊士谔、郑纲等13人）。
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将帅部》和《新唐书·列传第八十三·韦张严韩》记载，“韦皋，字城武，京兆万年人（今陕西省西安市）”，“始仕为建陵挽郎”，转调华州参军，辅佐州刺史处理州务，后“以殿中侍御史知陇州行营留事。”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朱泚叛乱，韦皋起兵举义，力抗叛军，“帝闻，乃授皋陇州刺史，置奉义军，拜节度使。”兴元元年（784年），“帝自梁、洋还，召为左金吾卫将军，迁大将军。贞元初，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二十一年”，坚决执行联合南诏、东蛮打击吐蕃的战略，保障了西南边陲的安定，又“开路置驿”重启了南方丝绸之路，“其功烈为西南剧”，“帝悦，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南康郡王，帝制纪功碑褒赐之。”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皋暴卒，年六十一，赠太师，谥曰忠武。”
韦皋治蜀在四川的影响很大，受世人敬仰，“皋没，蜀人德之，见其遗象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其文尊讳之。”他也因“乃建安夷军于资州，维制诸蛮”，而被资中人记住，并被供奉在文庙名宦祠。
《资州直隶州志》记载，“韦皋，开元时任资州刺史”，“开元”应为“贞元”之误，毕竟唐玄宗开元时（713—741）韦皋还没有出生。韦皋是否真的兼任了资州刺史，史料记载并不详实，但唐德宗贞元年间，其在资州设立安夷军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方舆胜览》记载为，“唐时东蛮数为边患，能绥服之又战有功，蛮部震服，乃建安夷军于资州维制诸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为，“又《唐志》资州城内有安夷军。贞元二年，西川帅韦皋奏置军于此，维制诸蛮，是也。”
史料记载中的“蛮”，是秦汉以来对我国南方及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概称，如“南蛮”、“西南蛮”等。后来又冠以各种不同的泛称，如“长沙蛮”、“黔中蛮”、“武陵蛮”、“白蛮”、“巴郡南郡蛮”以及乌浒、俚、獠等等。随着中央王朝对南方及西南地区的逐步控制和广置郡县，到了隋代，除躲避在山谷等险要地方的少数民族，大多逐渐与汉人融合，成为中央王朝管辖之下的“编户齐民”，与当地汉人一样“咸从赋役”。隋代，在资州境内及周边地区设置龙水、银山、月山、威远、义和、大牢等县，就是为了安抚这些所谓的蛮人、獠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蜀本无獠，晋李势时，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今蜀川之内），布在山谷，十馀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乃为匪人。”《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将军山，县北八十里。唐初夷獠扰掠，将军薛万彻讨之，屯兵于此，因名。”
韦皋在资州建立安夷军，除了镇抚资州及周边的“诸蛮”外，更重要的是应对西南地区吐蕃和南诏等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剑南西川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分割剑南节度使西部地方设置的，治所在成都府，长期领有成都府及彭州、汉州、眉州、嘉州、邛州、简州、资州、茂州、黎州、雅州以西诸州，相当于现今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其地处西南边陲，与吐蕃、南诏为邻，地理位置特殊，是边防重地。同时，剑南西川经济发达，紧靠唐朝京畿之地，是国都长安的重要腹地，具有御边、财赋等多种职能。
韦皋到任后，除建立军队、修筑城墙等增强当地的防御力量外，还对剑南西川及其周边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大力推行向外发展的政策，与唐朝实行全面对抗，争夺西域、河陇、剑南等地区，处于极盛时代。之前，因唐德宗未兑现吐蕃发兵助讨朱泚叛乱成功，割让安西、北庭两镇的诺言，吐蕃多次向唐朝各地发动攻掠，但均被镇守边疆的名将李晟、马燧、浑瑊等击退。
南诏与唐朝之间，有着唐王朝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南诏兼并爨地并联合吐蕃反唐，南诏趁安史之乱扩大辖区及弃蕃归唐的曲折经历。当时，南诏正归附吐蕃，但被吐蕃作为东犯唐境的基地常年驻守重兵，并征敛重赋，而且役使南诏参与和唐朝争夺的战争，支持浪人利罗式网罗“三浪”残部与南诏对抗，甚至南诏从与吐蕃的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降为附属国。凡此种种，令南诏首领异牟寻苦不堪言，有复臣于唐的愿望。得悉这些情况后，韦皋于贞元三年（787）送上了削弱吐蕃的奏折，“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 资治通鉴》）。
剑南西川南部散居着一些蛮族，他们长期在唐、吐蕃与南诏三大势力之间周旋，东女国（东蛮）、西山八国羌族（八国生羌）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因唐王朝与吐蕃之间势力的强弱而改变，史书称之为“两面羌”。韦皋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自然认识到了蛮族扰乱地方的危害和抗击吐蕃的重要地理及军事意义。为此，韦皋开始积极治蜀练兵，不断增强剑南地区的军事力量，奠定招抚蛮羌的坚强后盾。
当时，一些东蛮部落处在南诏、吐蕃、西川的交界地带，地方两千里，有精兵数万，南面依靠阁罗凤，西面与吐蕃结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时扰边。韦皋的招抚工作首先从东蛮的两林、勿邓两部开始，“诏以那时为顺政王、梦冲怀化王、骠傍和义王，刻“两林”、“勿邓”等印以赐之。”对归唐后又叛唐或犹豫不决的部落，韦皋进行坚决的镇压，“而梦冲复与吐蕃盟，皋遣别将苏峞召之，诘其叛，斩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样弃等，蛮部震服。”在此基础上，韦皋“乃建安夷军于资州，维制诸蛮；城龙溪于西山，保纳降羌”（《新唐书》）。通过“震服”东蛮，韦皋准确了解到南诏首领异牟寻思想上正在发生转变，为其对南诏采取适宜的招抚政策，并最终促成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点苍山会盟，南诏复臣于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唐书·兵志》记载，当时剑南西川地区建有“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同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一，犍为等镇二十八”。明代王祎的《大事记续编》也有“卭州镇南军、火井县镇兵、资州安夷军、巂州昆明军、宁远军、雅州和川等四镇兵”的记载。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其中“守捉”是唐朝独有的边地驻军机构。资州安夷军是韦皋为戍卫西南边疆而建立的军队，也属于边防军。据相关资料介绍，唐代边防军事机构所辖的屯戍部队中，镇分为上中下三等，500人为上镇，300人为中镇，不足300人为下镇，每镇分别置镇将、镇副各一人。军、守捉自唐高宗起逐渐增多，各置使和副使，所领兵数比镇多。据此，根据“大曰军”的建制要求，资州安夷军的人数规模应该多于500人。另，《大事记续编》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东莱守捉，兵千；东牟守捉兵千。” 资州安夷军的机构建制如果高于守捉的话，其人数规模甚至可能超过1000人。
韦皋去世后，他所建立的资州安夷军仍然存在了较长时间。1951年1月，陕西西安一座唐代墓葬出土了墓志《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资州诸军事守资州刺史兼安夷军使殿中侍御使柱国平原师府君墓志铭并序》。从志文可以看出，墓主师知礼生前曾是唐代资州刺史兼安夷军将领，“未几，拜资州刺史兼安夷军使殿中侍御使柱国。”从志文得知，师知礼任安夷军将领的时间是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距韦皋去世已有60多年了。
到了宋代，资州内江县再次设置了安夷军，《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又宋绍兴末，尝置安夷军于内江。”《全蜀艺文志·资州碑记》、《舆地碑记目》、《六艺之一录》均提到了“安夷军诗碑”，“绍兴十六年，内江令董昌龄移徙新市，平县基土中得小碑一片，有诗云：战马向风嘶，荒鸡隔水啼。终日随征斾，何时罢鼔鼙。”诗歌充满悲壮和无奈之情，可见安夷军不仅镇抚当地“诸蛮”，更多的是远征沙场，为戍卫边疆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韦皋治蜀期间以实行德政为主，三年就要免除一次赋税，给予当地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他在资州除了建立安夷军外，还修建关隘、增修城池、锻造兵器，《资州直隶州志》在介绍资州城池时，写道“唐韦皋、宋余玠因旧制增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