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和尚法显赴长安经过敦煌，过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远去西域求取佛法，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一段异域旅行。
法显大师出发时，已经六十五岁高龄，身处异域十三载，浪淘风颠自佛乡归来，可谓九死一生，个中曲折艰辛如何想象得来？
去时十余人的“巡礼团”，或死或留，归来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在船随风漂流即将粮绝之时得归汉土。当他负箧挟经踏上青州的土地时，当地长官所见的乃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丈了。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他笔下的文字是这样的：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初入北天竺，地理环境险恶依旧：
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曰。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
归来时乘海路而回，大海漂泊，也是时时命悬一线：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曰、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而他自己，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也不免心惊喟叹：
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这是对人生理想最美丽、最震撼人心的诠释。
真正是，游历三十余国，得以见佛之遗迹，得以览众国众佛众世情。辛苦遭逢一十三年，远涉他邦，苦心求谒真经，把人世一遭的苦难历了个遍彻，都只为他矢志不渝，誓穷尽一生之薄年敬献心中佛之大道。
当他在无畏山精舍看见中国的白绢团扇供献于佛前时 ，不禁回忆起同辈离散，故乡远在万里之遥，自己孤身一人历尽苦难，便潸然泪下。
他不是被贬下界，有神猴护佑可以扫除万难的唐三藏，他只是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和尚，他有同伴，可最终个个飘零。他不是不知道西行之路有多少饿虎猛狮、险山峻岭、江河横道……
即使如此，他还是出发了，在地球上那个彼此隔绝，时间喘息着蹒跚向前的时代里，围绕着中国南段，画出了一个极美的枫叶般的轮廓，他只是做到了心无旁骛，生死度外。
法显远没有玄奘声名显著，他没有像三藏法师那样居于那烂陀寺讲经弘法闻名于海外，他仿佛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回到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在自己时日无多之际，默默无声地披星戴月地翻译佛经，并留下一部《佛国记》，最后油尽灯枯，耗尽生命最后一点能量，圆寂。
他的身后，不是一个显赫万世甚而直至今日的大唐帝国，他回国后也没有君主接见，钦定译著的荣耀。
他只是一个枯瘦单薄的僧丈，他的国家里君王们忙着厮杀争抢，弱肉强食。他出了寺门，所见的也尽是些永远熄不灭的战火、喊杀声与痛苦的哀嚎，那个王朝正陷落在泥沼里，在马蹄下呻吟。
文人们总是慕羡一个强盛的王朝和贤明的君主，他们的目光，多半投向那里。但法显的业绩和经历却并不因此而褪色半分——他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
所幸的是，历史没有像埋没他在西域所见的鄯善、高昌、于阗等古国一样湮灭掉他和他的《佛国记》，那些传记无存，如今已经一片黄沙的神秘古国，在他的书中闪烁出一丝亮光来，让后人足以念想千年。
是否即将谢世的他，会在某个夜晚停笔，回想起在小雪山（今阿富汗苏纳曼山）北阴被寒流冻死的慧景？想起或梦见了佛留在舍卫国说法的遗迹?
临到终末，在合眼之前，他应是了然无憾的。千难万险侥幸活下来到古稀之年，译出佛经福泽后世，他内心该是很安详平和的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如果可以，我愿做他桌案旁的一盏小小青灯，看这位高僧在归国后余生残年的日夜里，奋笔疾书，看他佛法千重译出万言奥妙，听他在霜露最深重的夜里，一声长叹，就好似人世百转，众生就过了几次轮回。
他干枯的竹节般的手指千百次地拂过那些经卷，他的掌间，似乎有千朵莲开；
只是他看不到，只是世道萧条，杀戮太重，佛亦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