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站在鄂州城下，望着城头飘扬的宋军旗帜，对身边随从发出感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当我们谈论南宋末年，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多是小说里郭靖坚守襄阳城的英勇形象。历史的真相往往更加复杂，也更加耐人寻味。
蒙元大军在鄂州城下遭遇的，并非小说中的侠义英雄，而是那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权相贾似道，某种程度上，贾似道就是岳飞与王安石的集合体。
在他身上，集合了南宋末年几乎所有矛盾：抗元有功却最终误国，锐意改革却导致社会动荡，一度权势滔天却以被仇杀收场。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对南宋发动总攻。忽必烈率军进攻鄂州，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宋理宗紧急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命他镇守汉阳驰援鄂州。
鄂州之战异常惨烈。蒙古军攻势猛烈，城中死伤达一万三千人。贾似道展现出出色的组织才能，他在鄂州“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有效阻挡了蒙古军的进攻。
忽必烈对贾似道的表现印象深刻。他望着鄂州城感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当蒙古将领抱怨宋军防守顽强时，忽必烈反驳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这场战役最终因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去世而告终，但贾似道在鄂州的表现赢得了宋理宗的极高评价，认为他有“再造之功”。
掌握大权后，贾似道面临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南宋王朝。土地兼并已达极致，国家财政濒临枯竭，军队腐败严重。
贾似道推行了“公田法”，试图解决财政危机。根据这一政策，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要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
公田法最初只针对官僚地主，标准并不低。一品官限田50顷（5000亩），九品官也有5顷。贾似道甚至带头捐出自己在浙西的一万亩田作为表率。
从设计上看，公田法有合理之处。它主要针对富户，基本不增加普通农民的负担。推行后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度使得“中外支用粗足”。
另一个重要改革是“打算法”，即对军队财务进行审计核查。南宋后期军队腐败严重，虚报兵额、克扣军饷的现象十分普遍。
良好的初衷未必带来理想的结果。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逐渐走样。下层官吏借机巧立名目，肥私利己。
一些地方官员为完成指标，开始强行收购中小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土地。原本以限制土地兼并为目标的改革，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掠夺。
“打算法”的实施同样遇到了巨大阻力。当贾似道试图清查军队账目时，激起了军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
原本希望通过反腐提升军队战斗力的举措，反而导致军队反叛、逃离，战斗力不升反降。那些曾经在抗蒙前线浴血奋战的将领，因为财务问题受到打压，人心逐渐离散。
宋末官员文及肩尖锐批评公田法：“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
贾似道的改革触及了南宋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随着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他变得越来越孤立。朝中的大臣，尤其是江南地主阶级，纷纷离他而去。
这种孤立在蒙古大军再次南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元军兵临城下，许多江南地主不仅不抵抗，反而选择投降，这与他们对公田法的怨恨不无关系。
德祐元年（1275年）的丁家洲之战成为贾似道命运的转折点。他率领的十三万毫无战力的大军在战斗中溃败。战败后不久，朝廷就下诏废除公田法。
贾似道最终被贬往循州，途中在木棉庵被仇家所杀。他死后，南宋王朝也迅速走向灭亡。
元朝编撰的《宋史》将贾似道列入奸臣传，与秦桧并列。但元修《元史》却保留了忽必烈对贾似道的欣赏之词。这种矛盾的评价，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贾似道是否如传统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是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或许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南宋末年积重难返，土地兼并、财政危机、军队腐败等问题早已深植于体制之中。
贾似道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并试图改革，但他的改革手段过于激进，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严重偏差。最终，这些改革不仅没有挽救南宋，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南宋末年的监察御史谢方叔曾在奏章中指出：“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这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贾似道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他采取的方法过于简单粗暴，缺乏周密考虑和缓冲机制。他的改革像是给病入膏肓的病人开了一剂猛药，结果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贾似道死后，南宋迅速灭亡。历史需要解释如此庞大的王朝何以崩溃，于是焦点自然落在最后二十年的实际掌权者身上。
《宋史·奸臣传》为他定性：“似道既专恣日甚……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 这成为主流历史叙述的基调。
然而，当我们细看那些导致他身败名裂的政策时，会发现一个悖论：这些政策本身，正是针对南宋最致命的问题。
军队腐败该不该整治？土地兼并该不该抑制？行政低效该不该改革？从纯粹理性角度看，贾似道的改革方向并无错误。
问题出在执行方式与时机选择。在强敌环伺、内忧外患之际进行激进改革，无异于在暴风雨中重修屋顶。
这或许是最吊诡的评价：摧毁南宋的人，同时是被敌人敬重的对手；推行改革以救国的宰相，最终因改革加速了国家灭亡。
历史评价往往遵循结果逻辑。王安石变法虽争议巨大，但因宋朝未因此速亡，他得以保持改革家形象；贾似道的改革，却因与王朝覆灭时间重叠，而被视为祸国根源。
这种结果导向的历史观简化了因果关系，却符合人类认知的习惯。贾似道的失败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局限，更是结构性困境的体现：当一个系统腐败到一定程度，任何试图改变它的努力，都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记住了结果，模糊了过程；记录了失败，简化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