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6日， 一架由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的C-47（DC-3）老爷机，安全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圆满完成了“两航起义”70周年纪念飞行。这也是70年之后DC-3同型机重走“两航起义”飞行线路。
1949年11月9日，由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的C-46、C-47和DC-3等12架飞机集体北飞，完成了“两航”起义。这些飞机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发展初始的主体机群，当时的很多航空运输任务都由这批飞机承担。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民航就是在“两航起义”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执行纪念飞行的这架C-47（DC-3）飞机于1944年出厂、注册号为N41CQ，是当年“两航起义”飞机的同型机。它曾参加过诺曼底登陆作战，执行拖曳滑翔机作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劳。该机在中外航空爱好者的努力下，被运回中国进行重新涂装，12月4日由江西南昌开始起飞后，完成了南昌昌北—香港赤鱲角—广州白云—上海虹桥—北京大兴的飞行，为纪念“两航”起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两航起义”，一般都是以1949年11月9日集体北飞作为纪念日，实际上，在这个日子之前，先后有其他飞机已经开始了零星起义。下面将“两航”起义的过程做一个简单梳理。
一，李福遇起义安全赴宁，饶彰风、陆元斌、陈耀寰策动成功
1949年8月25日早晨，李福遇以一名普通旅客的身份，从香港启德机场搭乘501号班机去广州。他告诉妻子余尚义，说他先去广州察看白云机场对飞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驾机起义准备。
当天，中央航空公司XT501号飞机的机长是何其忱、副驾驶为郑家琼。李福遇同他们很熟，因为李的年纪大些，他们都叫他李“福伯”。
飞机降落广州后，旅客走了，机组人员也去吃饭。李福遇没下飞机，待飞机加好油，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立即北飞起义。李福遇迅速开动飞机向跑道滑行。不巧，正有1架香港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班机看见李福遇的501号飞机要直飞，于是让开跑道。一个小转弯，李对准跑道，顺风起飞了。
机场里出动了1辆吉普车从后追赶。机场指挥塔台调度员喊话，接着，又传来中央航空公司机长余光德的声音，他问李福遇：
“到哪里去?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回来商量。”
李福遇回答：“我要到北方去。”
天气很好，李福遇飞离广州白云机场以后，为避免暴露目标，低空飞行，贴着山坡慢慢爬高到约500米高度，过了1小时左右，再上升到2700米，并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行。他想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因为他估计飞往武汉方向有可能遭遇空中拦击。结果如他所料，国民党当局空军派出几架“蚊式”战斗机窜入武汉空域，企图把他打掉，但是扑了空。
飞行约4小时后，李福遇打开自动驾驶仪，到客舱里找到些东西吃，还喝了咖啡。但是待他回到驾驶舱时，竟从无线电中不断听到敌机的“通话”；原来，敌机正在袭扰上海黄埔江一带的船只。他当机立断，操纵飞机下降到1000米，又改航南京。又过了1小时左右，他再次下降高度作超低空飞行。最后，501号飞机于当日15时40分降落在解放了的南京。
“我是起义来的！”，李福遇打开机门呼喊。
三四百个青年学生、工人围拢过来，向李福遇欢呼和鼓掌。李福遇建议把飞机推进修机棚隐蔽起来，以免敌机前来袭扰。人们立即响应，把飞机推到厂棚里去了。
李福遇的成功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组织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由华商报社社长饶彰风(化名张枫)主持，经陆元斌、陈耀寰部署，并由陈耀寰出面策动的。它拉开了“两航”起义的帷幕。
二，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驾驶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起义
1949年8月25日李福遇驾机成功起义,在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4人心里激起波澜。一天，谢超群主动挑起话头，同杨兆藩商量“飞一架过去”。9月中旬，吕辑人也想使用强制方式，在正班飞行中采取行动。他先后找了谢超群和杨兆藩商量，并共同作出了决定。不久吕辑人担任香港-广州-重庆往返的C-46型货机飞行任务的副驾驶，机长是美国人卡尔宏。他立即找了杨、谢两人商讨“行动计划”。次日，他们事先把吕辑人的一支手枪和谢超群检查飞机设备时所准备的一把斧子放在厕所下面；杨兆藩、谢超群隐藏在厕所里。不料，飞机滑行到跑道头准备起飞时，卡尔宏听到厕所中发出响动，于是盘查吕辑人，并立刻关车，把杨、谢赶下飞机。因为公司内部人员搭个“便机”的事经常发生，“起义未遂的行动，并未引起注意。
10月上旬，在机坪检修飞机时，杨兆藩又与苏文焕商量，并鼓动说：“咱们走吧！”苏文焕便让杨兆藩去找个可以飞夜航的人。终于，吕、苏、杨、谢4人达成了一致。他们都是国民政府空军航校的同学，现在又有了共同的理想。这一时期，4人经常与在香港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陈卓凡接触，他是苏文焕的同乡和老朋友。陈卓凡鼓励他们起义，还答应给他们转告驾机起义的计划。
10月27日傍晚，香港启德机场，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大都停在跑道北头。夜班机械员们正在检修飞机。19时左右，苏文焕打发伙伴们吃饭，说由自己试车。他登上靠近跑道头的一架DC-3型XT507号飞机。这架飞机原定次日从香港飞往重庆，已经加满汽油。苏文焕打开落地灯作为“信号”。随后，吕辑人、杨兆藩和谢超群相继进入机场，登上507号飞机。
19时25分，507号飞机起飞了。约1小时后，507号飞机飞临广州上空。但是，由于白云机场破坏严重，既无跑道灯，又无通讯导航设备。他们根据广州市区的灯火，大体判断出机场的方位，经多次盘旋，终于找到了跑道。吕辑人驾驶飞机成功降落在广州。驻守白云机场的解放军战士问明情况后立即报告，军政领导干部随即驱车前来欢迎他们，又把他们接到爱群大酒店休息。在法政路的广州市卫戍司令部里，张松涛参谋长告诉他们，已经收到香港方面关于他们起义的消息。翌日凌晨2时，吕辑人等又来到白云机场，因为没有“加油车”，战士们用脸盆端着汽油，一盆盆地加进飞机油箱。吕辑人等驾驶着507号飞机从广州飞向武汉。清晨7时，他们在汉口王家墩机场落地，受到了热烈欢迎。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在武汉休整一天，于29日11时左右，在北京南苑机场着陆，并受到华北航空处处长油江等人的热情接待。10月24日，苏文焕、杨兆藩、吕辑人再次会见了陈卓凡，在座还有苏文焕的小姨叶紫。他们后来知道,叶紫是中共党员。
此后，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都参加了新中国民航的建设。吕辑人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天津市管理局顾问；苏文焕曾为河南省政协委员、民航河南省局工程师；杨兆藩曾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民航广州管理局航行处顾问。谢超群约于80年代退休。
三，“两航”起义，集体北飞
1949年11月9日，中航10架，央航2架，共计12架飞机，开始做集体北飞的准备。到达机场后，大家心情都很紧张，耽心出现意外，自己走不了，所以都想早点起飞，一时秩序有些混乱。后经喊话，加以调度，各机组情绪稳定下来。清晨6时10分,潘国定按照原计划，驾驶CV-240型XT610号飞机第一个起飞，机组成员有路家玖、韩家琪、余惠民，飞机上还载有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另有“两航”起义发起人吕明、查夷平，组织者之一吴景岩，以及随机人员邓士章等。610号飞机起飞后，其余各架飞机按顺序依次起飞。
为了平安飞离香港，北飞行动是利用航班预报正常起飞的。北飞的前一天,潘国定被安排的航线是香港至台北。所以，潘国定驾驶飞机先向台北方向继续爬高，脱离塔台视线之后，飞机掉头向武汉方向飞去。当飞机快要接近长沙之前，不知那个机组的人在无线电里说，在飞机左方发现一个黑点，大家以为是台湾当局的军用飞机前来拦截，气氛非常紧张。后经过细心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大家的心情才又慢慢平静下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按照部署，起义飞机起飞之后，武汉广播电台就应该开始广播，以此为飞机导航。可是，机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听不到，直到飞机飞过了武汉才收到电台广播。610号飞机经过郑州，逐渐接近北京，机舱内一片欢声笑语。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于12时15分，潘国定驾驶的610号飞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11月9日上午，军委航空局航空工程处处长蒋天然、民航处处长油江在飞机降落前1小时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了解准备工作和天气情况。不久，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等，代表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起义归来的“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先生飞抵北京。
11月9日，“两航”起义当天，天津天气晴朗，从12时开始到6时，空中不断传来飞机引擎轰鸣声。市民们一时因好奇而聚集街头巷尾，仰望天空，并热烈议论。有说：“这是苏联飞机吧！”，也有说：“人民空军出现了。”大约17时，《天津日报》的《号外》出现，它以特大字刊载着：“一批空军飞机起义，已有10架降落市郊张贵庄机场。”
直到晚22时左右，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传出消息称：“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一部分飞行人员，随空军起义的飞机来归。”翌日，北京、天津各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披露了原中国、中央两个民航公司有组织、有领导的脱离国民党当局，两位总经理及其他人员已于9日乘“空中行宫”飞机直飞首都，其余11架飞机则飞达天津待命。
毛主席、周总理电贺“两航”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新华社消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原文）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四千人本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于本日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另11架飞机同时飞回祖国，亦已安达某机场。两公司共有飞机80余架，除12架已飞回祖国外，其余飞机70余架尚留在香港。两公司存港资财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所设的飞机修理厂，都由两公司留港员工负责保管，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中航、央航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发表的起义通电(全文)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副主席、李副主席、周总理钧鉴：中国中央两航公司经营交通事业，向以服务社会人民为主。成立以来，经人民多年血汗培养与从业人员一致之努力，乃能粗有现在之规模。不幸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两公司受其挟持将营业机航重心一度迁离上海，随其到处流徙，几濒绝境。而国民党政府最近复一再逼迫两公司迁往台湾，两公司乃系国家之资产，从业人员之事业，自不能任其破坏灭绝。况值解放军事业经底定，建国大业正在开始，经慎重考虑结果，决定依照公司一向服务之方针，并顺应全体同仁一致之愿望，自即日起开始复员回国，所有人员器材即将逐步运回国内，以便筹划恢复原有业务。并自即日起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人民中央政府，听候指示，不胜迫切，仅此电闻。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
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