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故乡的小路
六月的贵州大山里，雨水多，阳光也烈。
那条小路从寨子口弯弯曲曲地伸出去，像一条褐色的蛇，钻进一片又一片的苞谷林，消失在远处的山坳里。说是路，其实不过是走的人多了，草被踩倒了，泥被踩实了，勉强能看出个模样罢了。晴天里，路面是硬邦邦的，裂着细密的纹路，踩上去硌脚；雨天里，就成了稀泥汤子，一脚踩下去，泥巴能没过脚脖子，拔出脚来，鞋子还陷在泥里头。
可就是那样一条烂泥路，承载了我整个童年。
那时候，我大约六七岁，光着脚丫子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脚底板早就磨出了厚茧，踩在碎石子上也不觉得疼。六月里，路两旁的苞谷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叶子密密匝匝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无数把绿色的刀片在空中挥舞。苞谷地里闷热得很，可我们偏要钻进去——不是为了别的，是捉迷藏。
“来抓我呀！”阿牛喊了一声，就钻进了苞谷林，只看见几棵苞谷杆晃了晃，便没了踪影。我们一群孩子就猫着腰在里头钻来钻去，苞谷叶子划在胳膊上、脸上，火辣辣地疼，可谁也不在乎。偶尔在苞谷地里碰到一根野生的黄瓜藤，结着小小的黄瓜，摘下来在衣服上蹭两下就塞进嘴里，脆生生的，带着一丝苦味，可那时候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小路的下坡处有一块水田，田埂上长满了狗尾巴草和野菊花。六月里，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温热，我们就在田埂上放牛。牛拴在一棵老杨梅树上，慢悠悠地甩着尾巴吃草，我们就坐在树荫下，看天边的云。贵州山里的云低，好像一伸手就能够着。有时候云是白的，一团一团的，像母亲刚刚弹好的棉花；有时候云是灰的，沉沉的，压在山尖上，不一会儿就落下一场雨来。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躲在老杨梅树下，看雨丝密密地织着天地，听雨打在树叶上噼里啪啦地响。雨停了，山路就成了溪流，泥水哗哗地往下淌。我们就光着脚，故意在水里踩，溅起一身的泥点子。回到家，母亲总要骂：“你这娃儿，造的什么孽哟！”可骂完了，还是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干净。那时候的母亲真年轻啊，头发是黑的，脸是光亮的，笑起来眼角没有一丝皱纹。
傍晚时分，这条小路最是热闹。寨子里的大人们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了，锄头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在路上，说着今年的庄稼长得好不好，说着哪家的苞谷该上肥了，哪家的稻子遭了虫。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铺在小路上，像一幅幅移动的剪影。
我和小伙伴们这时是不回家的，我们还要在路上玩“打陀螺”。陀螺是用青冈木削的，硬得很，鞭子一抽，就在泥地上转得飞快。有时候陀螺飞到路边的草丛里，我们就扒开草丛去找，常会惊起草丛里的蚂蚱和青蛙。有一次，我还在草丛里发现了一窝野鸡蛋，小小的，青灰色的壳，我们小心翼翼地捡起来，一人分了一个，拿回家去。母亲用猪油给我煎了，香得我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
天黑透了，母亲会在路口喊我回家。她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幺儿——回来吃饭咯——”声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我从小路上拽回了家。家里的煤油灯昏昏黄黄的，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灶台上是一锅苞谷稀饭，还有一小碟酸菜。就是这样的饭食，一家人在一块儿，吃得热热乎乎的。
如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走过那条小路了。听说村里修了水泥路，车子能直接开到家门口。那条泥泞的、长满青草的小路，怕是已经荒废了吧。可在我心里，它永远是六月的模样——阳光透过苞谷叶的缝隙洒下来，碎金子似的，铺了一地；路边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摇啊摇，像在跟我招手；母亲的声音还在山谷里回荡着，一声一声，喊我回家。
那一碗苞谷稀饭的滋味，那一盏煤油灯的光亮，那一条弯弯曲曲的泥巴路——它们都还在，只是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碰，就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