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借鉴，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是人们焦虑的来源。如何规避这些不确定因素中不利的一面，如何让事态沿着好的方向发展，是每个肩负责任的成年人都要思考的问题。这时候历史学显现出了它的独特意义。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看上去是确定的，相互之间因果关系了然。能不能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帮助我们躲过那些前人踩过的坑，规划出更有效的行事路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意识。
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在引导人们“以史为鉴”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莫过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就含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它是古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国理政的借鉴。《资治通鉴》讲述了从战国到五代长达1362年的历史，其间统一与不统一的王朝、政权有40个左右，称皇帝者250余人，作者用编年方法一气呵成，可谓博古通今，看尽兴衰成败。
但我们“以史为鉴”，是不是买一套《资治通鉴》，一个个故事读下来就可以了呢？也没这么简单。《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史学家，他生活在宋朝，他的首要身份是政治家。除了编著《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熟知的事迹还有作为保守派士大夫领袖，对抗王安石变法的行动。《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过程中编写而成的。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司马光在政治上就被边缘化了，之后他离开首都开封，在洛阳居住了15年，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成书最重要的阶段。
试想一位不得志的政治家，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会看到些什么？他一定会把对当下种种的批判意识投射进对历史的解读中，也会借阐述历史表达自己的施政理念。这正是《资治通鉴》的独特之处，也是《资治通鉴》不可模仿的关键所在，它体现的不仅是一位饱学之士处理历史的笔力，更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所具备的对国家、社会该如何运营的洞察力。后代续写《资治通鉴》的学者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在政治思考、实践上达到司马光的高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复制《资治通鉴》的成功。
司马光独特的政治见解、深刻的社会观察力赋予了《资治通鉴》高度，同时也给读者制造了理解困难。司马光是一位高明的作者，他能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观念隐藏在对历史的讲述中，你以为自己读到了一个事实，其实只是接收了司马光的一个观点。历史讲述必然带有主观性，只是有的高明，有的拙劣。人们在希望得到历史指点的同时，也会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非曲直应该如何衡量这类价值尺度运用到对历史的理解、阐释中，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这一行为是零碎的、无意识的，但对于司马光这样的大政治家、大学者来说，运用价值尺度和当下观念重新编排、解释历史，是系统性的、有意识的。所以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必须区分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念，哪些明显带有作者司马光的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