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写到了八旗子弟。

八旗本是当时军队的一种编制。在清朝统治势力到达全中国之后，八旗的官兵便在开国有功的名义下，成了一批养尊处优的寄生团体。他们逢年按季接受着优厚俸银，充足禄米，官职也是祖祖代代世袭的职位。只要家中子弟到了法定的适龄时期，便可以在一种骑马射箭的形式上的测验之下，当上只领饷银而不必身入营门的八旗兵将。房屋田地是应有尽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记入旗丁名册内，可以说是不用发愁就有光拿钱不办事官儿做。根本也不必顾虑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只要在一年之内，在固定的几次轮训参练时，前往画个到，便算是义务已经尽到，可以优游岁月了。所以，清朝二百多年来，就把那些曾经号称“朔方健儿”的八旗兵士，逐渐养成为一群不劳而食，只知吸鸦片，干赌博，酗酒，狎妓，提笼架鸟的无业游民。

八旗子弟之所以丧失斗志，不思进取，成为寄生虫一般的存在，就是因为日子太好过了。仗着祖辈立下的战功，就可以过着不劳而获衣食无忧的日子。

下岗工人管理的这个公司，曾经也是风光过的。在这里上班，劳动内容不会很复杂，工作时间也不会很长，更不存在加班。最为关键的是，低负荷的工作量，得到的收入在小小的米乡却属于拔尖的水平。毫无疑问，这份工作性价比很高，是一份好工作。

想要谋得这份好工作，不是说员工本人勤劳肯干就可以，还需要“通关节”。虾有虾的路，螃蟹有螃蟹的路，毛驴有毛驴的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才能进入这个公司工作，获得一份还不错的收入。

依靠一个有社会关系的“领路人”进入这个公司之后，并不需要付出多少辛勤劳动，就可以得到在当时看来相当优厚的收入，不需要为生活发愁。于是久而久之，员工们普遍养成了懒散的习惯，整日只知说废话，打麻将，轧姘头，酗酒，并为自己人是“乡下人”而感到骄傲。

当时进入公司的员工，可以用低配版八旗子弟来形容，人人都有关系，进来了之后干少少的活就能拿到很不错的收入，令人感到很羡慕。

然而时代一直在变化，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时看起来优厚的收入，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了。更何况在无能的下岗工人领导下，公司每况愈下，收入呈现逐年缩水的趋势。

而这些低配版八旗子弟当年的领路人，大多都已经退休或是即将退休，指望不上他们再次的出手相助了。所以，低配版八旗子弟的生活可谓是一日不如一日，直线跳水到社会底层的水准。

虽然境况大不如前，但是该有的坏习惯社会底层依然一样都没落下。他们始终热爱着说废话，尽管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乌烟瘴气的事情，但是他们真的好爱。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底层能吸引到的自然也是社会底层。有一位男士过来办事，看到相熟但是性别不同的社会底层，立马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多么受女性的欢迎，说得仿佛自己就是九亿少女的梦，吹得天花乱坠人神共愤。滑稽的是一到十点半，他就闭嘴说自己要回总部吃午饭了，要不然在外面吃饭最起码要花掉几十块钱。在这一刻，“他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完完全全就被具象化了。吹牛的时候不用上税，吃饭的时候还是知道要花钱的。

上班的时候热衷说废话，休息日当然要打麻将了。社会底层的假日总是被麻将排满，如果某些同志没打麻将而去轧姘头了，社会底层更是不以为耻，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非不分，价值观崩塌就是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谈到，这些不成器的八字子弟不过是被野心帝王利用过的一些可怜炮灰，因此全部的罪恶应该由封建君主来承担。

那么，公司搞得人浮于事，业务弄不好，纪律也管不好，全部的罪责都应当由下岗工人来承担，他是第一责任人。

在用人这方面，下岗工人可以说是十足的眼瞎心黑，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通常用来比喻篡权的妇人。下岗工人曾经借口剥蒜酱业务能力强，能招到商而一意孤行地要提拔她，使她成为公司草台班子的一员，接触到权力的最中心。巧合的是，剥蒜酱不仅仅属鸡，是个女的，而且确实是利用权力胡作非为了。古人的话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

下岗工人不敢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是因为找人算命，得到了“只有姓马属马才能压得住这个办公室，要不然坐了会出事”的结论。那他怎么不顺便多算一卦，阻止剥蒜酱这只牝鸡祸害公司呢？

或许，下岗工人心里永远只有自己的利益。至于别人的事，管他呢！

下岗工人的人生格言就是“公司不像样不要紧，员工扣钱小问题，中饱私囊最重要，拼命捞钱最开心！”

此等败类，真的太适合送去坐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