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句话是姥爷经常重复的一句话，经常嘱咐晚辈说：“丢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丢了老祖宗的传承。”在他看来，这短短的一生仿佛就是在演出一场大戏一般。
姥爷说他年轻时是戏班子里拉二胡的，不仅二胡拉的好，戏唱的也不错，无论是京剧、吕剧、还是豫剧，都可以有模有样的唱上那么两嗓子。
作为戏班子里的老戏骨，姥爷算得上是村里的名人，不少邻村的年轻人都来找他拜师学艺，想传承这门手艺。
姥爷那时候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抽大烟，想要跟他学戏或者是学二胡的人，都得带上些上好的烟叶，不然别说交流了，就连面都见不上。不仅如此，凡是在戏曲开唱之前总要嘬上几口，好像没这几口就发挥不了个人的水平。
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现成的香烟，姥爷的口袋里总少不了卷烟纸跟装有烟叶的小瓶子。把烟叶均匀的放在卷烟纸上，然后把卷烟纸卷成圆柱状，用舌尖的唾液粘连起来。点上一根火柴。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一支自制的旱烟随着空气淡淡消去。
时间飞逝的溜走，上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逐渐代替传统的戏曲，姥爷的年纪大了，抽烟抽的身体也不行了，这辈子估计再也上不了戏台了，来找他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对于戏剧的信念还一直保留在心中。
刚上小学那会儿，每逢农历的三月初三是村里的山庙会，听老一辈们说，当天上山烧香拜佛准的很。因此很多外地人慕名驾车而来。
“三月三，爬上山，拜佛祖，祈平安。”这首歌谣不知传唱了多久。每年的这天，村里就像赶集一样，甚至比赶集还要热闹。
有一次三月三当天，正好赶上周末，写完作业的我在院子里疯玩。姥爷见了，非得拉着我上山去听戏。我小，不懂事，讽刺他老人家说：“戏都是你们这些老头子才听的。”
当时我的力气足以匹配一个若不惊风的老头，姥爷见我执着的样子，故意撒谎骗我说：“咱去赶庙会，听完戏，我给你买糖葫芦吃。”
我当时对糖葫芦的渴望就像是现在对金钱的渴望一样，没有任何抵抗力。姥爷佝偻的身子牵着我那稚嫩的小手，在人群中穿插。我担心糖葫芦卖光，总嫌他走路走得太慢。
山脚下，唱戏的戏台已经搭起来，来看戏的人倒是不多，台下的小马扎凌乱的摆着。从戏台的另一侧可以看见幕后的工作人员。
姥爷害怕我在看戏时吵闹，所以提前给我买了根糖葫芦，以便堵住我的嘴。那时候的糖葫芦说实话，真甜。
伴随一阵开场白，戏开始了。
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像我这样的毛孩子，还真没有第二个。
三尺红台上唱戏的人咿咿呀呀的唱着，舞着，台下的人拍手叫好。尤其是姥爷，看的格外认真，有时候还会跟着清唱几句，我看着好玩，也会跟着模仿上一两句。
姥爷不动如山的坐在前排，每场戏在开场之前，都会对我说戏的大体意思，可我只顾着舔舐手里的糖葫芦，哪管的上他说的是啥。
唱完了几场戏，手里的糖葫芦也差不多吃光，本想叫着姥爷再去给我买一根。当我抓着他的衣襟正要喊他的时候，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流出了滚烫的泪水。
我不知道是因为被戏剧所打动还是另有隐情。
戏唱完了，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周围的人都走光了，唯独姥爷一人痴痴的望着戏台，手里摆出了拉二胡的姿态。
又过了几年，我背上行囊求学于他乡，跟姥爷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后来才得知，姥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最后一次见姥爷是大四那年，我利用微信跟他视频聊天，他不会利用现代化的手机，母亲在他旁边教他用。
我说我在外面挺好的，用不着他老人家担心。姥爷在电话那头指着手机屏幕“额”“额”的叫着，说话的频率似乎像是在唱戏一样。只有我才明白，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在对我打招呼。
如今姥爷已经入土为安，但是戏剧的传承不会因此终止，但凡有人热爱着，就一定会让这份经典再度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