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陈寅恪将工吟善谑，往来飘忽的河东君（柳如是），比附于蒲松龄笔下来往无踪，风流放诞的妖媚狐女，虽说是忽发异想，但也十分贴切，令人发笑。然而，这段文字中亦隐含着这样一个大判断：作为北方人的蒲松龄，尚在梦寐遐思之余，聊托灵异狐怪来想象理想之女性，殊不知，在当时吴越之苏，杭，松，嘉一带，如蒲松龄笔下狐媚一般风流放诞之女性（比如柳如是），已为现实生活中真实之人。……南北方三百年前社会风气之歧异，由此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以蒲松龄生卒年代来考量，从时间上来说，他完全可能是见过此书的……唯一可以推断蒲松龄读过《金瓶梅》的文字，当属《聊斋志异》中作者自己的一段感慨：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若缙绅之妻呼太太，栽数年耳。昔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林乔耳，他未之见也。”
这一段我读完之后觉得超级有意思，南方经济发达，因此男女交往之风放诞易道，金瓶梅中描写的勾栏瓦肆之人怀抱琵琶出入达官贵人之府，和蒲松龄笔下放浪形骸的妖魅真的存在相似点，如果说这真是蒲松龄的臆想，他又为何对“淫史”嗤之以鼻呢？
他偏爱自由奔放，不受礼法束缚的女子，但又由于自身道德标准的约束对这些现实存在的女人无法表现出强烈的赞赏，所以将她们的形象寄托于妖魔鬼怪身上，多多少少可以免去月夜私会的羞耻感。
他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却依然对一个专属于缙绅亲属的称呼如此在意，似乎所谓世风之变，不过是自我立场选择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