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比较早期的才女（三十）——吴芝瑛（西泠碑下，遇见百年前的奇女子）
深冬的杭州西泠桥畔，寒风吹不散暖阳的清辉，柳丝虽已褪尽绿意，却仍轻拂着一方青石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八字笔力苍劲，起笔藏锋，收笔沉厚，柔婉中裹着千钧力量，仿佛还能感受到书写者落笔时的悲愤与决绝。
今天在这样的冬日暖阳里看书驻目于此，我会下意识地想起这碑石的题写者——吴芝瑛。
吴芝瑛是清末民初公认的“闺阁第一笔”，书法惊动宫廷；是出身桐城望族的大家闺秀，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更是敢冒杀头之险收葬革命挚友的侠义之士，还是一位兼顾家庭温情与家国大义的妻子、母亲。在那个风雨飘摇、礼教森严的年代，这个安徽桐城女子，用一生打破了世人对“才女”的所有刻板想象，活成了一束不可多得的光。
书香浸骨，笔墨里的刚与柔
初次接触吴芝瑛这个名字，是在一个深冬的午后，我翻看到一本近代书法图册，她的簪花小楷清丽遒劲，既有欧体的峻拔，又有北魏碑刻的雄浑，完全没有传统闺秀笔墨里的脂粉气。
现在细究她的生平才知，这份笔墨风骨，早已刻在她的成长里；1867年，吴芝瑛生于安徽桐城（今枞（zōng）阳县会宫镇）的书香望族，伯父是桐城派宗师吴汝纶，父亲吴宝三曾任山东知县，雅好藏书且治学严谨，母亲王氏亦通文墨。
吴芝瑛五岁能诵《毛诗》，七岁能属文，十岁能临摹欧阳询《九成宫》，十二岁便可为父代笔处理公文，这样的启蒙，注定了她不甘于只做深闺里的识字女子。
十五岁时，她随父宦游济南，得以遍观府衙内的金石碑版，又私淑乡贤邓石如的篆法，书艺自此突飞猛进；她不满足于闺阁女子常练的婉约小楷，偏偏醉心于苍劲雄浑的碑学，把《张猛龙碑》的刚健、《郑文公碑》的宽博，一一融入笔端。
1898年，19岁的吴芝瑛嫁与无锡名士廉泉（字南湖，号岫云，1868—1931），这位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恩科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后弃仕从商，创办文明书局、有正书局，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出版业巨擘。
婚后二人志同道合，皆善诗文书法，是晚清文坛公认的神仙眷侣；随夫移居北京东城锡拉胡同后，吴芝瑛的书法声名鹊起，连慈禧太后都听闻其名，召入宫中命书《金刚经》册页；她落笔从容，笔墨端庄肃穆，慈禧阅后大加赞赏，亲赏“福寿”二字及玉质镇纸，京中士大夫遂有“三百年闺阁所未有”之叹。
可在我看来，她的笔墨最动人处，从不是宫廷的荣宠加持，而是字里行间藏不住的风骨；就像她后来为秋瑾书碑时，笔锋里的悲愤与敬仰，不是技巧所能抵达的境界——那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是侠义与正义的共鸣。
金兰之契，灵魂共振的知己情
命运的奇妙，往往藏在不期而遇的相逢里；1903年的深冬，北京城里寒风凛冽，吴芝瑛与秋瑾却恰好在锡拉胡同比邻而居，暖阳透过窗棂洒在案头的诗卷上，两个同样不甘于世俗束缚的女子，一见如故，仿佛相识了千年。
秋瑾性格刚烈，一腔革命热血喷薄欲出；吴芝瑛外表温婉，内心却燃着对家国的牵挂与对女权的向往；她们谈诗文，论时政，骂清廷腐败，叹女性桎梏，两颗滚烫的心在乱世中找到了共鸣。不久后，二人正式义结金兰，吴芝瑛赠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道尽对挚友革命之路的理解与牵挂；秋瑾回诗“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倾诉着灵魂契合的知己之乐。
我常想，什么样的情谊能跨越生死、不惧强权？看吴芝瑛与秋瑾，便有了答案。1904年，秋瑾决心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资费拮据，吴芝瑛二话不说，变卖了自己的陪嫁首饰，凑足川资送她上路。送别之际，她写下《送璿卿妹之东京》五律十章，其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一句，直袭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的豪迈，可见二人精神早已高度契合。
1906年，秋瑾回国创办《中国女报》，呼吁女性觉醒，吴芝瑛再次鼎力支持。她不仅为刊物筹措经费，还亲自撰写《放足歌》，用通俗直白的七言唱本劝诫女性放足，破除封建束缚，这篇文章在上海城乡广泛传唱，唤醒了无数被礼教压迫的女性。
她们的友谊，从不是闺阁中的闲情逸致，而是基于共同理想的相互支撑。在那个女性连话语权都没有的年代，她们彼此照亮，活成了对方最坚实的后盾。
冒死收葬，侠骨铮铮照千秋
1907年7月15日，黎明时分的绍兴轩亭口，寒风刺骨，秋瑾从容就义。清廷为震慑革命党人，下令“弃市三日，暴骨荒野”，并以“乱党”之名大肆株连，一时间风声鹤唳（lì
），无人敢为其收尸。
远在上海的吴芝瑛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却没有被恐惧吓倒；那年深冬，暖阳也驱不散时局的寒意，她第一时间联系上秋瑾的另一位挚友徐自华，二人在小万柳堂的暖阁里密议，决定冒死为秋瑾收尸安葬——那是她们对挚友最后的承诺，也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守。
为了避开清廷耳目，她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徐自华冒雪赶赴绍兴，暗中贿通当地善堂，用一口“王氏女棺”替换出秋瑾的遗体，悄悄运出绍兴；吴芝瑛则在上海租界，通过英国律师担文的帮助，租用“西江号”轮船的货舱，将灵柩安全转运至杭州。
抵达杭州后，吴芝瑛又托人在西泠桥畔岳王坟侧购得三分地——那是秋瑾生前最爱的地方，冬日暖阳下，岳飞墓的松柏愈发挺拔，一身侠骨，终得与英雄为邻；下葬当日，她亲自题写墓碑“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笔墨间裹着难以言说的悲愤，每一笔都似饱含泪水，却又透着不屈的力量；随后，她又撰写《秋女士墓表》一千一百余言，详细记录秋瑾的生平与壮志，由徐自华秉笔，她亲自丹书，时称“双绝”。
此事很快传到清廷耳中，御史常徽上奏请“平秋墓、严惩发起人”，两江总督端方奉旨查拿。面对灭顶之灾，吴芝瑛毫无惧色，独自写下致端方的书信，直言：“秋瑾以女权革命就戮，为古今第一女杰；仆与徐自华收其遗骨，亦古今第一快事。朝廷欲加之罪，芝瑛愿一身当之”，并引用西方“不罪葬友”的惯例据理力争。
读到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忍不住眼眶发热；吴芝瑛本是养尊处优的官太太，大可明哲保身，却偏要为挚友赴汤蹈火；这份侠义，无关性别，无关利益，纯粹得让人动容；最终，端方惮于清议，又惧怕列强干涉，只下令将秋瑾灵柩迁葬回绍兴，未敢对吴芝瑛与徐自华深究——她们用自己的勇气，为挚友守住了最后的尊严。
诗酒为刃，唤醒女性的觉醒力量
吴芝瑛的才情，从来不止于书法与侠义，她的诗歌与社会活动，同样是唤醒时代的利器。
早年的她，诗作多写闺情与山水，风格婉约清丽，比如“柳絮纷飞春欲暮，梨花落尽雨初晴”，尽显江南女子的温婉细腻；但自从结识秋瑾后，她的诗风彻底改变，变得慷慨苍凉，充满了家国情怀与女权意识。
1908年深冬，暖阳落在案头的诗笺上，她将悼念秋瑾的诗作结集为《悲秋阁集》，其中《西泠吊鉴湖》七律“风雪渡江同一恸，百年巾帼有完人”一句，被陈去病录入《浩歌堂诗钞》，成为近代女性诗史的标杆之作。
除了诗歌，吴芝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女性解放；1906年，她与秋瑾、徐自华共同成立“天足会”上海支部，专门倡导女性放足；为了让更多底层女性理解放足的意义，她特意用通俗的七言唱本创作《放足歌》，刊于《中国女报》，“女子缠足，痛苦万分，轻则残疾，重则丧命……”直白的语言，恳切的呼吁，在上海城乡广泛传唱，让无数女性意识到封建礼教的残酷。
晚年病榻之上，冬日暖阳偶尔会透过窗棂落在她的枕边，她仍口占《万柳堂杂咏》二十首，回忆与吕碧城、唐群英、张默君等才女的交游往事，字里行间满是对那个“才女群”共同推动女性觉醒的怀念。
在我看来，吴芝瑛的诗从来不是无病呻吟的消遣，而是刺破黑暗的火炬，用文字照亮女性前行的道路。
家国丹心，大爱无疆照后世
吴芝瑛的侠义，从不限于私人情谊，更延伸到了家国民生与教育事业，她用一生践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
《辛丑条约》签订后，国难当头，清廷却依旧腐败无能。那年深冬，街头巷尾满是饥寒交迫的百姓，连暖阳都带着几分无力，吴芝瑛痛心疾首，首倡“国民捐”，提出“产多则多，产少则少，无产则不捐”的平民化主张，呼吁富人为国分忧，让贫苦百姓免于苛捐杂税。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响应，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捐款的先河。
1908年，她又发起“女子国民捐”，亲自手写捐册，奔走于沪宁各地，冬日的寒风里，她的身影格外坚定，呼吁女性为赎回京汉铁路贡献力量。最终，这场募捐共募得白银7万余两，悉数解交清廷度支部，指定用于铁路赎回事宜，开中国妇女集体爱国行动的先例。
而最让我敬佩的，是她捐产兴学的壮举。吴芝瑛的父亲吴宝三生前便有“恤民兴学”的志向，可惜未能实现。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有机会读书识字，1920年深冬，暖阳洒在鞠隐山庄的田地上，她将父亲留下的3万余亩田契、2万两库平银悉数捐出，在家乡创办“鞠隐学堂”（今枞（zōng）阳会宫中学前身）。
这一义举，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族中恶痞与地方官员以“出嫁女无权输捐父产”为由百般阻挠，甚至上门威胁恐吓。但吴芝瑛毫不退缩，她越级呈文两江总督，据理力争，最终在端方的斡旋下，学堂于1906年正式落成。她亲定校训“诚敬勤俭”，坚持男女兼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开安徽女校的先声。
如今，枞阳会宫中学依然矗立，冬日的暖阳每年都会落在崭新的教学楼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子。吴芝瑛的大爱，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厚重。
万柳堂中，见证时代的风云变幻
上海曹家渡的小万柳堂，是吴芝瑛与丈夫廉泉1904年辞官南归后建造的私人园第。这座濒临吴淞江的园林，冬日里虽少了几分花木葱茏，却多了几分清寂的风骨，帆影往来，暖阳铺在江面，却不是普通的文人雅集之地，而是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与进步人士的“安全屋”与“思想阵地”。
园中的“剪淞楼”“帆影楼”“悲秋阁”，见证了无数热血沸腾的时刻：秋瑾生前多次夜宿于此，与革命党人策划起义；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途中，在此小憩，暖阳落在他的肩头，他亲手植下一株柳树；黄兴、陈其美、于右任、李叔同、苏曼殊、吕碧城等各界名流，都曾在此流连，探讨家国未来。
1919年深冬，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在胡适的陪同下来到小万柳堂。暖阳透过窗棂落在案头的书卷上，吴芝瑛以流利的英文与他畅谈中国女学的发展，其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解，让杜威大为惊叹，在日记中称她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风”——那位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先驱。
堂前曾有一块吴芝瑛手绘的《世界女权运动地图》石刻，上面标注了23个国家的妇女参政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分参政程度。如今这块石刻虽已残缺，藏于上海文物仓库，却依旧能看出她的视野早已超越了国界，与世界女权运动接轨。
小万柳堂，就像一个时代的缩影，而吴芝瑛，便是这个缩影中最亮眼的主角。她以一己之力，为进步力量搭建了交流的平台，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着时代的变革。
家庭温情：侠骨之外的柔肠
褪去“侠女”“才女”的光环，吴芝瑛也是一位兼顾家庭与理想的妻子、母亲。她与丈夫廉泉相濡以沫三十余载，从北京的锡拉胡同到上海的小万柳堂，两人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精神知己——廉泉支持她的书法创作与社会活动，她也理解丈夫弃官从商、创办书局的理想，夫妻二人共同打造的小万柳堂，既是家庭居所，也是进步人士的聚集地，成为乱世中的一方精神净土。
婚后，吴芝瑛育有三女一子：长女廉佩芝早殇，次女廉佩瑜（字珩如）嫁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后因理念不合离婚，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任南开女中校长，延续了母亲的教育理想；三女廉维（字缉生）留学法国，嫁与画家刘海粟之兄刘际生；儿子廉君亮（号岫云）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研习矿冶，曾任汉冶萍公司工程师，成为技术领域的人才。
吴芝瑛对子女的教育，延续了“诚敬勤俭”的家训，既注重学识培养，更强调品格与家国情怀。即便晚年生活窘迫，她也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诲，而孩子们后来在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成就，也算是对她教育理念的最好回应。这份家庭中的柔肠，让吴芝瑛的形象更加立体——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侠女，而是有血有肉、兼顾理想与亲情的女性典范。
晚年风骨，魂归西泠的永恒约定
吴芝瑛的晚年，饱受疾病困扰，生活也日渐窘迫。1931年深冬，暖阳无力驱散病房的寒意，丈夫廉泉病逝，她悲痛欲绝，手书《亡夫岫云墓志》，末署“未亡人芝瑛血和泪书”，字字泣血，成为她的绝笔书法。
1933年1月7日，无锡西溪小筑，寒风裹着残雪，暖阳难得露了脸，吴芝瑛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她留下遗命：“葬我于西泠秋墓之侧，魂魄长依璿卿”。这份跨越生死的牵挂，让人泪目。
可惜的是，因当时战乱频繁，她的灵柩未能如愿安葬西泠，只能暂厝无锡梅园。直到1935年，秋社社员徐蕴华、陈去病、柳亚子等感念其义，将她的栗主祔祀于杭州秋瑾祠，与秋瑾、徐自华并称“西泠三女杰”，让她们的灵魂得以在西泠桥畔重逢，共享岁岁年年的冬日暖阳。
她的诗文、书法、尺牍，由女儿廉维整理编为《吴芝瑛全集》四卷，1947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1979年香港龙门书店再版时，又增补《万柳堂书札》一卷，成为研究近代女性文学与革命史的核心文本。
回望她的一生，我总觉得“才女”二字不足以概括她。她以闺阁之身，行丈夫之事；以柔翰之笔，铸风雷之章；以侠义之心，赴家国之难；以温情之态，守家庭之暖。她让“才女”不再只是吟风弄月的符号，而与国运、民权、侠义、亲情紧紧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