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枝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他明白了别人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伦理道德，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不分上下，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葬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水泥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太片面，但是按照当时实际看，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军饷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城市中的应募者大都是生活无着，把兵营作为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旦军队生活不能满足所需或者另有更好去处，就会毫不犹豫离开。这样的士兵没有奋勇杀敌和效死疆场的决心。
因此，戚继光募兵有一条奇怪的原则：脸色白皙的不要，眼神轻灵的不要，动作轻快的不要，头脑精明的不要，口才诡辩的不要。因为这种人大都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非但不能充实军队，而且会成为害群之马，一旦交战，不禁自己会临阵脱逃，而且会唆使周围的战友一起逃跑，以便起到法不责众的效果，或者一旦受到追责，就可以嫁祸于这些不善言辞的伙伴。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李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