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幕僚赵烈文之一【559】2023-12-5

赵烈文（1832年-1893年），乳名来求，字惠甫，一作惠父，晚号能静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父为湖北按察使赵仁基。 赵烈文早年考取秀才，在少年时期就有美好的声誉。讲求经世之学，平居博雅，善持论，为文廉悍雅洁诗歌超峻有法度。咸丰九年（1859年）移居苏州府吴县木渎。先后三入曾国藩幕府，颇受礼敬，同治六年（1867年）与曾国藩论及中兴假象后之朝野乱源，断定清祚不出五十年，果然应验。荐任直隶州知州，摄直隶磁州，知易州，任职五年引疾归。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烈文卒，时年61岁。 赵烈文生平好藏书，多达数万卷，辑有《天放楼书目》。又喜金石文字，所藏碑版多考订识跋。抄本有明姚广孝《三悟》、清李兆洛《端溪砚坑记》和樊彬辑《畿辅碑目》《畿辅待访碑目》等。所藏书有“天放楼”朱文大方印、阳湖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侨于海虞筑天放楼考庋文翰之记”朱文长条方印，另有“惠父珍藏”“赵烈文读书记”“惠父寓目”“能静图书”等。著有《能静居士日记》《能静词草》《磁州批牍》《庚申避乱实录》等。

唐浩明先生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从《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中读到一部名曰《能静居日记》的选录本。一开始我也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史料来读，不料越读越对它兴味盎然。这不日记文字典雅而流畅，对所闻所见记载翔实且细致，时有氛围描绘和口语朝录，能让读者有一种走进那个苦雨凄风年代的感觉，作为一个志欲状摹那个时代的作家，我深感此书的不可多得。

《能静居日记》的作者是一个幸运人。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颇受曾氏器重。那时正是曾氏事业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幸运各方面的人才。当听到周荐举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时，曾氏立时拿出二百两银子来请赵入幕。赵烈文因此与曾氏兄弟结缘，有幸进入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参与东南战局中的一些核心机密，见证湘军与太平军最后搏斗的惨烈，由此奠定《能静居日记》在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

赵烈文出身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赵不仅熟读经史，还喜欢研究佛学。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结构，使得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疯狂最容易让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巨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成为曾氏身边少有的另类幕客。他因此受到曾氏的格外赏识。在从捻战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氏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与赵长谈，谈话的内容既有学问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时局评论，赵将这些谈话要点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让我更多地看到处在私人空间里的曾氏的关注点与情感表露，同时也让我（唐浩明先生）生动地感受到一个乱局清醒客的睿智与深刻。无疑，赵烈文与曾氏这些私下谈话，是这部《能静居日记》最为引入注目的两点，这是这部书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让我（唐浩明先生）随手拈出几例来说说。

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为之非常生气，对朝廷的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责己的人，面对朝廷的不公平，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他向朝廷奏请于江督、钦差两职中辞去一个，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日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他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以成大功。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给予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后世读者佩服。曾氏以清正之身办兵戎之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赢得后人的敬仰，而作为政坛博弈手，他也常为人们所惊讶不解。公允地说，像曾氏这种人要在一塌糊涂的污泥浊水中成就大业，确乎是难之又难，所以曾氏晚年常说：“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曾氏的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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