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二世纪里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事有：①帝国与教廷的不断冲突；②伦巴第诸城的兴起；③十字军；④经院哲学的成长。这些都延续到了十三世纪，除十字军逐渐走向可耻的结局外，其余三项在十二世纪尚处于过渡阶段，而在十三世纪达到最高点：教皇取得决定性胜利，伦巴第诸城获得稳定独立，经院哲学达到顶点。这四项全都与教皇以及教会权力的增长有密切的联系：教皇同伦巴第诸城联盟反抗皇帝使其独立；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后几次由继任教皇策划；经院哲学家是僧侣，他们因感到教会在政治上的胜利而以胜利者的一员自居，这种胜利感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主动性。
中世纪的怪事之一是：人们虽有独创性而不自知。党派假借好古的或拟古的议论来证明其策略的正确性，如查理曼时代和古代罗马。当他们有所创造时也试图隐蔽真相。但我们不应被这种字面上的拟古生义蒙蔽，只有皇帝的拟古主义才符合事实。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尤其是在意大利。罗马帝国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因此皇帝被挫败了。
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在后期发展中呈现了与古希腊城邦的环境类似的性质：一些小而富饶、具有高度文化的共和政体的商业社会受到四周文化水平较低的君主国家的包围。经院哲学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独创性超过了任何阿拉伯人，也超过了普罗提诺以后或至少奥古斯丁以后的任何人。
乌尔班二世（1088-1099）将格里高利七世的政策以一种更加缓和的方式继承。他重申反对僧职由俗界叙任(lay investiture)的教令，要求主教的选任经僧侣和群众自由选举（当然后者只是形式）。1094年，他举行了一次横贯意大利北部和法兰西的胜利游行，战胜了法兰西王腓力一世。1095年，他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宣布发动第一次十字军，这激起一阵宗教热潮，导致教皇权力增长和一场凶惨的犹太人大屠杀。
继任的帕斯夏二世以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放弃世俗财产为条件，建议皇帝放弃僧职叙任权，得到了亨利五世的赞同，但被教士们猛烈反抗。帕斯夏二世拒绝为亨利五世加冕，于是他于1110年进军罗马逮捕教皇，教皇被迫在叙任权让步并同意加冕。1122年，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借沃尔姆斯协定(Concordat of Worms)使亨利五世放弃叙任权，并交出在勃艮第和意大利境内选举主教事务的管辖权。
斗争的最终结果，亨利三世时从属于皇帝的教皇的地位变得与皇帝平等。与此同时，教皇在教会中成为更为全面的统治者，通过派遣的教皇使节管理教会。教皇权力的增强降低了主教们相对的重要性。教皇的选举摆脱了俗界的控制，而僧侣们也一般比改革运动前变得更有品德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即位后两年，哈德良四世成为教皇，两人的和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对象。罗马对教皇与皇帝双方提出独立自主的要求，并邀请了一位圣者般的异端者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他认为僧侣应专诚地献身于属灵的事业，断言有财产的僧侣和修道僧、有领地的主教都不能得救。他掀起暴动并杀死一名红衣主教，最终被皇帝的军队拿获并烧死。1155年，教皇在群众的反抗（遭到屠杀镇压）中为腓特烈一世举行加冕礼。
教皇与诺曼人媾和后，于1157年与腓特烈一世决裂。此后，以皇帝为一方，教皇同伦巴第诸城为另一方的战争持续几达二十年。皇帝摧毁了米兰，带领敌对教皇进军罗马，教皇被迫逃跑，幸而时疫毁灭了皇帝的军队使其逃回德意志。尽管在西西里之外还有希腊皇帝支持伦巴第联盟，腓特烈一世还是再次进军了，但最终以1176年莱尼亚诺战役的败北而告终。他被迫媾和，给这些城市以自由的一切实质。但这次和约的条款却未给皇帝和教皇中任何一方带来全面的胜利。
在这长时期的斗争中，诸自由城市之兴起终于证明是最重要的。皇帝的权力和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联结在一起，教皇权的增长有赖于世人对其敌对皇帝的需要，因而教皇的权势将随帝国的衰退而没落。但是诸城市的势力却是新兴的，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新政治形态的源泉。不久后的13世纪，在意大利城市里发展出一种非僧侣的文化，并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上达到极高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反抗巴巴罗撒获得成功的结果。
意大利北部的大城市都以营商为生，12世纪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商界空前繁荣。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海港城市不需为自由而战斗，所以不像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些城市那样仇视皇帝。而阿尔卑斯山下的城市是通往意大利的门户，对皇帝来说很重要。因此，米兰在当时成了意大利各城市中最重要和最使人感兴趣的城市。这批富有的商业城市虽然站在教皇一边反对皇帝，但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教会性质的，他们倾向于自由的思想家，心中不具真正的虔诚。
但丁是旧派人物中的最后一个，薄伽丘是新派中的第一人。
教皇发动十字军的表面目的是宗教性的，战争宣传和为其所激起的宗教热情使教皇的权力有所增长，犹太人惨遭集体屠杀，未遭屠杀的也每每被夺去财产并被强制受洗。十字军之前，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全欧的东方物产贸易；十字军之后，这种贸易大部分落入基督徒的手中。十字军也促进了和君士坦丁堡的学术交流，许多希腊文文献被译成拉丁文。
经院哲学就其狭义来说开始于12世纪初叶。这一学派具有鲜明的特征：①被各作者局限于自己视为正统教义的范围内，如受宗教会议谴责则常常自愿撤销意见，类似于法官服从上级法院的判决；②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认识逐渐全面，在正统教义中公认其为最高权威，柏拉图失去首要地位；③经院哲学家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的推理，有烦琐与好辩的气质；④尽管人们突出地提出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诸共相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可能不意味着他们主要关心共相问题。
早期的经院哲学家怀抱着先驱者的兴趣，他们有着精神上的自信和自由活泼的理性运用。但经院主义方法的缺点是过分强调“辩证法”时必然产生的结果：漠视事实与科学，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这比柏拉图的缺点更加极端。
第一位可视为地道的经院哲学家是罗塞林。他曾被莱姆斯宗教会议指控为异端，逃往英格兰后抨击过圣安瑟伦，后又逃往罗马。他认为诸共相只是“声息”(breath of the voice)，意思是：一个共相是一个物理的事件，也就是说发生在我们读出一个词的时候。只有可感知的事物具有实在性。“三位一体”的三位显然是不同的三个实体，仅是出于语言习惯我们才不说成三位上帝。人(man)不是一个统一体(unity)而只是一个共名，一个具有部分的整体没有其自身的实在性(reality)而只是一个词，真实性存在于部分之中。这种见解可能将他导向一种极端的原子论。显然他是某种唯名主义者。
他的学生阿贝拉尔(Abelard)比他更有才干和著名。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是与非(Sic et Non)》，在其中他以辩证的议论来维护和反驳了许多论点，而经常不想得出任何结论。他喜好辩论，认为辩论能磨炼机智。他认为除圣经外辩证法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这种观点是当时各种偏见的溶解剂，鼓舞了理智的大胆运用。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逻辑与认识论。然而他对逻辑的评价过于极端，认为逻辑主要是基督教科学，且试图以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logos，逻辑的词源）”证明逻辑的神圣性。当时大多数学者并不如此热衷于辩证法。阿贝拉尔的爱好批判知名学者的习气，使他在所有有力人物中都极其不受欢迎。
论及共相，阿贝拉尔认为其并非是表述一个物，而是一个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也是唯名主义者。但为反对罗塞林，他提出“声息”是物，而共相并非作为物理事象的词，而是作为意义的词。他指出唯实论（实在论）的错误在于：诸物互相类似，而这些类似便生出诸共相来，但两个相似物之间的类似本身不是一个物；他还认为普遍概念(general concepts)不是基于物的本性，而是许多物的混杂的影像。但他依然给了柏拉图的理念一个位置：理念作为造物诸楷模存在于神的头脑中，事实上是上帝的概念。
圣伯纳德是个政客和顽固派，但却具有纯正的宗教气质，他是一名宗教神秘主义者，他和他的追随者并非在推理中寻求宗教的真理，而是在主观经验和沉思默想中。他对阿贝拉尔提出控诉，认为他主张的人们凭借理性就能完全认识上帝（实际上阿贝拉尔的观点并未如此绝对）破坏了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
伯纳德对教廷醉心于俗世事务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也对俗界的权力颇为厌恶。他认为教皇的作用在于灵性方面，因而不应该试图进行实际的统治，但这种观点是结合着对教皇的无限崇敬的。然而，他参与的打击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异端、鼓动第二次十字军等活动大大地提高了教皇在俗界事物中的权力。
“圣伯纳德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才智，而在他的品德。”（《大英百科全书》）
人们虽对希腊哲学知道得不全面，但一些博学之士已认识到还有许多东西有待西方发掘。那时曾有过一种获取古代全面知识的渴望。正统教义的桎梏并不像有时想象得那样严重。人们还可以著书立说，而于必要时经过充分的公开讨论，撤销其中的异端部分。
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是法兰西人，他们作为反对皇帝时举足轻重的力量，对罗马教廷是很重要的。尽管教士中间出现过神学的异端，他们却几乎全体都是政治上的“正统派”，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是例外。
从政治上来讲，我们可以把整个初期经院哲学看作整个教会争夺政权中的一个派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