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作品挺有意思，有正始体的隐晦哀伤，自带神秘；有一反汉魏质朴注重雕饰的太康体，形式大于思想；有追求形式，崇尚词藻，缺乏内容，精于声律的齐梁体；最美好的、最值得庆幸的是出现了两个开派诗人，一个叫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一个叫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个流派，就那么诞生于政治比较混乱的年代。

说起来，比诗歌更有意思的，却是“五柳先生”陶渊明，好好的官不愿意做，却说什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不少了，这毕竟是“日薪”。晋时一斗米约等于现在的4斤，一天都是20斤米，够养家糊口的。陶先生去当县令也是为了养家罢了，觉得不自由，要强颜去拍人马屁，所以不干了。时间不长，八十来天。

也许就像陶先生自己诗里所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从小就不逮见迎来送往的俗世生活，天性就喜爱流连忘返于山川自然之间。从这里就很好理解了，他不是不想去做官，实在是性格里有缺陷，不喜欢搞那些说冠冕堂皇白话的一套玩意儿。说通俗点儿，就是陶渊明有社交恐惧症。

好吧，幸好陶渊明没去为了“五斗米”做官，而是辞官跑回家去种田了，否则，对于中国诗坛来讲，真是一大损失。毕竟，中国历史上看不见的地方多了一个叫陶渊明的小县令，中国诗歌史上却少了一个被称为五柳先生的田园诗人。

《归园田居·其三》

[魏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组《归园田居》诗作共有五首，便是写于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出任江西彭泽县令八十天辞官之后。期间，陶渊明已经开始逐渐在内心建立一种真正去适应田园生活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一种士大夫式的装佯状态。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此期间写下的《归园田居》五首，充分反映出只有参与实际劳作生活而积累的相关经验，把作为一个劳动参与者发自内心里面的那种喜悦，更多地是种种担忧，对于当时农村现实的残酷生活状况作了真实地描写。

特别是组诗的第三首，没有实际的相关劳作是无法如此真实地进行记录的。同样，也正是此首诗，让后来诸多解说者，完全误解了陶渊明，以为他是一个不懂种田，水平低下的不合格农人。

第一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是此句造成各种误解，让陶渊明背上一个不懂种田的名声。通常解读为：在南山下开垦出来的田地里，我们把豆子种植在这里，田地里野草茂盛而豆苗却很稀疏。所以，后来解读者，便根据此两句诗，以此认为陶渊明不会种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笑话。不懂种田之人，恰恰是这些莫名其妙地解读者。所谓“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大抵便是说的这些自以为是的注释者。

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挺能说明其中问题。事实上，陶渊明在此描写“草盛豆苗稀”，如果对种植稍微有些常识，就不会犯下误解的错误。可是，千百年来，大家都一错再错，忽略了此句本身真正描写的实际景象。此处的“草盛”大抵是说田地里长有野草，但不能因此而认为田地里全是野草而误了庄稼，如果是真正的农人就会明白，当庄稼还处于幼小状态时候，野草的生长状况是强于庄稼的，这才是“豆苗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豆苗长得不好”的胡乱解说；只是因为庄稼本身还是“豆苗”呀，而不是“豆棵”状态，所以此时站在田边猛然看去，就会觉得野草竟然比豆苗还要生长的旺盛。

正确理解诗句，必须结合诗作的真实描写状况，而不是凭空地想当然，那样就会犯下常识性的错误，从而贻笑大方。如果像通常那样去理解第一个诗句，那么又如何去理解诗人在接下来的顺序描写呢？正是因为豆苗处于生长状态，所以才有诗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苦劳作。也正因为诗人本身参与了劳作活动，是一个实打实的劳动者，所以才会有本诗的各种细腻之处。如果不是参与者，如何才会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真实写照？

在本诗最后，诗人不仅进行以上各种地详细描写，而且感慨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衣裳被露水打湿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只要不违背自己本身的意愿，就非常值得。诗人的“愿望”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组诗《归园田居其一》中所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脱离俗世官场，归隐田园，过自由自在地种植生活。

晏殊不会在诗词里感喟求官难，因为他本就居高位；王维可以静心山居，静听“鸟鸣涧”，因为他毕竟见过“大世面”；李太白之所以高吟“行路难”，大抵是因为他官路坎坷；杜甫大声高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是因为官路不通，抱负难以施展。越在乎的越忘记不了，或许，陶渊明的内心仍对官场之事念念不忘，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诗作里对此事抒发感慨之情。陶渊明毕竟小时趋于士大夫教育，本质上应该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的。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所在乎的无法实现，只好“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最终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去“种豆南山下”，去“带月荷锄归”，这既是一种无奈，却又是一种幸运；属于个人的无奈，却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