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
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阶层的子女逐渐占据较大的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议以及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出现。
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一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联系当下的新课程新高考，大家聚焦的更多是教育本身的效用，而在高考所承载的社会效用方面，鲜有专家深入研究。
20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初、中级义务教育，各教育阶段入学规模也均有所扩大。“二战”后，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又广泛地出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革。很多大学的招生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大量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建立，很多社会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
但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的研究认为，“虽然教育扩张在低水平教育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却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学校教育除了促使被统治阶层子女完成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化外，同时也通过较高水平教育文凭将被统治阶层子女从职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维持统治阶层的地位与特权”。实际上“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借自身优条件、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求已达到完全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也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MM)。
全世界社会不平等通常有三个普遍的形成原因：社会阶层、民族身份和社会性别。在中国，还有另种非常重要的的原因：地理位置与城乡分布。这五个指标是当今中国社会衡量个人或群体“社会身份”的最重要维度。社会资源分配、个人人生机会与结果再上述维度的差异，是中国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主要体现，也是判断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多样性，社会机制（如高考）是否具有流动性的重要判断依据。
本书利用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翔实材料，力图将1949-2002年高等教育生源的变化及其成因阐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团队很是豪华。 李忠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梁晨（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 副教授）
张浩（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